少年时代的张学良,凌迟至死不动声色

凌迟也称陵迟,俗称千刀万剐。就是把活人一刀一刀地割死。据说早在南北朝时期就有了这种刑法,但将凌迟作为正式的刑罚、作为法外之刑,则始于五代。据陆游记载:五季多故,以常法为不足,于是始于法外特置凌迟一条。肌肉已尽,而气息未绝,肝心联络,而视听犹存。南宋时期凌迟被明确地列入刑法,成为同斩刑、绞刑等同级别的死刑名目,并一直为后来的王朝所沿用至清朝灭亡。
凌迟的方法是用极其锋利的小刀切割全身的皮肉,让全身没有一点完好的皮肤。然后割掉生殖器,挖出内脏使其毙命。人死之后连骨头也要被切碎。据历史记载有些受刑者身上被割得皮肉尽无只剩白骨了,嘴和眼睛都还在动;内脏都被挖出来了,痛苦的呻吟声还没有停止。其残酷程度可想而知!
凌迟从辽开始正式写进法律。在此之前,唐朝就屡有剐的记录,周利用害死敬晖、安禄山害死颜杲卿,都是剐,所谓剐,就是把身上的肉一小片一小片割下来。《宋史》刑法志上说:凌迟是先断其肢体,乃绝其亢。亢是指咽喉,这样看来宋朝的凌迟是一种肢解刑,而不是脔割。辽代凌迟始定为正式刑名。《辽史?刑法志》记载:死刑有绞、斩、凌迟之属。明代法律也明确规定凌迟为死刑之一。《大明律?刑律》载:谋反大逆:凡谋反,谓谋危社稷;大逆,谓谋毁宗庙、山陵及宫阙。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
凌迟发展到明朝,终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水平,人们发现一片片脔割皮肉,比连筋带骨割更省力,时间也更持久。凌迟一般从胸部开始,依次为上臂、大腿,再到身体各部位,有的直接用小刀脔割,有的把一张渔网紧紧蒙在犯人身上,用刀削割突出的皮肉。最精致的是用小钩子把皮肉钩起来,每次割指甲大小的一片,有些讲究的刽子手,行刑时有徒弟端着一个托盘,一把小刀和一个钩子组成一对工具,每对对应胸、腹、背、腰、臂、大腿、小腿等不同部位,比外科医生动手术还要复杂。受刑的刀数有限制,但随时代而有不同。宋朝时只有8刀至120刀,到明朝时往往超过千刀,有1000刀以至3000刀之说。倘若割多或割少了刀数,刽子手都可能会受罚。大太监刘瑾被剐,按例该剐3357刀,每十刀一歇一喝,第一天割357刀,暂时结束时给他喝点粥维持生命,总共剐了三天。后来郑曼被剐,闻宣读圣旨,应剐3600刀,可见刀数并不绝对固定,但这两例都在3000刀以上。凌迟下刀次序亦有一定的限制:先从胸部开始,把乳头割去,然后割胸肌;若是男性犯人,接着会割生殖器;然后轮到大腿,双臂,腹肌,臀部。最后割耳,鼻,眼,唇。下刀的时候助手负责报告刀数,割下来的皮肉,放在桌上排列出来等待验查;但亦有丢到地上,甚至是卖给旁观的群众。有时凌迟以后会再以利刃臬首,用巨斧剉尸。
历史上以凌迟处死的人中,最为有名的要数明朝将领袁崇焕。袁崇焕是明末着名军事统帅。天启二年,袁崇焕被破格擢为兵部职方司主事,深为大学士、蓟辽督师孙承宗之倚重。修筑关外重镇宁远城,进兵备副使,再进右参政。在其后的宁远之战中袁崇焕拒绝执行高第撤守关内的命令,刺血为书,激励将士,誓死守卫宁远孤城。大败后金十万围攻大军,炮伤努尔哈赤,赢得明朝对后金作战的第一次胜利。朝廷擢其为右佥都御史、辽东巡抚。时魏忠贤遣其党羽刘应坤、纪用等出镇辽东,他抗疏进谏,未被采纳。其后不久,后金兵渡鸭绿江南下,他采取积极战略,遣将修缮锦州、中左、大凌三城,破后金主力,取得宁锦大捷。战后终因不附魏忠贤,被其党所劾去职。
明熹宗驾崩之后,崇祯帝即位,袁崇焕也被重新起用。崇祯元年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袁崇焕刚到御辽前线,即遇上了驻宁远的士兵因长期缺饷而哗变。他当即单骑入营,惩治了贪虐的将领以抚军心,又将兵变为首者枭首示众,以严明军纪。为了从根本上稳定军心,他连连上奏,要求朝廷发饷济远。崇祯帝见袁崇焕到边境未立一战功,请饷之奏却频传,心中颇为不悦。在召集众臣讨论时,崇祯帝没好气地说:将兵者果能如家人父子,自不敢叛,不忍叛。不敢叛者畏其威,不忍叛者怀其德,如何有鼓噪之事?站在一边的礼部右侍郎周延儒听出了崇祯帝的弦外之音,趁机挑拨,说什么军事哗变实非缺饷,而是另有隐情。崇祯帝一听,对袁崇焕的十分信任顿时减去三分,虽然勉强发去了军饷,但心中却开始怀疑袁崇焕恃边逼饷以充私囊。不久,又传来了袁崇焕擅杀皮岛守将毛文龙的消息。毛文龙原系辽东明军将领,辽东失陷后撤到濒临朝鲜的皮岛上,他在岛上择壮为兵,多次袭击清军后方,有力地牵制了清军的南下。但毛文龙恃功跋扈,根本不听袁崇焕的指挥,反而虚功冒饷,诬袁崇焕克扣了他的军饷。为了统一边防号令,袁崇焕借督饷赴皮岛之机诱捕毛文龙,先斩后奏。崇祯帝接到袁崇焕的奏疏,心中十分恼怒他竟敢不经圣裁擅杀边将。崇祯二年十月,皇太极率大军避开袁崇焕的防地,从蒙古绕道入关。由于蓟州一线边防松弛,使得清军轻易攻破,很快便会师于遵化,直逼京师而来。袁崇焕得知清军入关的消息,心急如焚,立即亲率精锐部队,马不停蹄,急赴京师救援。他们赶到北京城外,与围攻广渠门的清军交锋,一场恶战,清军败退。
崇祯帝在城内得知袁崇焕援军已到,十分惊喜,连忙发饷犒师,并命各路勤王军统归袁崇焕调度。袁崇焕担心所部日夜奔驰,马卒疲怠,请求入城休整再战。但遭到了崇祯帝的坚决拒绝,只好移师城外驻防。皇太极见又遇劲敌袁崇焕,心中又恨又怕,决定利用崇祯帝多疑猜忌的性格,借崇祯帝之手除去心头大患。他首先假拟了两封所谓的密信,让部下有意丢失在明军经常出没的地方,信中以自己的口气约袁崇焕私下议和。此信一传开,京城中人心惶惶,怨谤纷起。那些往日与袁崇焕有隙的朝臣也趁势诬其引敌协和,将为城下之盟。崇祯帝正在半信半疑之际,两名从清营中逃回来的宦官又报告说在清军中亲耳听见将士议论,称袁崇焕已与清主和议,不久将不战而献北京。崇祯帝至此深信不疑,当即传令袁崇焕入见,趁其不备将他逮捕下狱。
崇祯三年八月十六日,崇祯以谋叛欺君罪将袁崇焕凌迟处死。押赴刑场后,刽子手尚未下手,北京围观百姓即扑前生咬其肉,直见内脏。之后亦争买其肉,以下酒泄愤。一代忠良竟然落到如此悲惨的境地,似乎也正应了那句伴君如伴虎的古训箴言。当然历史上被凌迟处死的忠臣并非只有袁崇焕一人,太平天国时期的翼王石达开,领兵出走后被困大渡河,后来为了解救全军性命,自动前往清营,后来也被清朝凌迟处死,同时凌迟处死的还有他的几个属下,行刑时他的下属不胜痛楚惨呼不止,石达开说:何遂不能忍此须臾?当念我辈得彼,亦正如此可耳。至死寂无声。英烈如此,真不是常人啊!
本文摘自:《解读十大历史另类面孔:历史密码Ⅱ》,作者:孙建华,出版社:中国工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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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ay必威官网,聂耳,云南玉溪人。自幼喜爱民间音乐,会演奏多种民间乐器。大革命时期曾参加进步学生运动,翌年考进明月歌舞团,向黎锦辉学习作曲。1932年退出,去北平与李元庆等开展革命音乐活动。后发起组织了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并在联华影业公司、百代唱片公司工作,为左翼进步电影、话剧、舞台剧作曲。1933年在创作上初试锋芒,创作了《开矿歌》、《卖报歌》,使人耳目一新。1934年是他的音乐年《大路歌》、《开路先锋》、《毕业歌》、《新女性》、《码头工人歌》、《前进歌》、《打长江》等歌曲以及《金蛇狂舞》、《翠湖春晓》等民族器乐曲,都是这一年完成的。他从事音乐创作的时间只有两年左右,却为八部电影、三出话剧、一出舞台剧写了20首主题歌或插曲,加上其他歌曲15首和根据民间音乐整理改编的民族器乐合奏4首、口琴曲2首,共创作了41首音乐作品。
学校乐团里的小指挥家
1912年,聂耳出生在昆明。他的父亲聂鸿仪是玉溪颇有名气的中医师,于光绪末年带着妻子彭寂宽到昆明悬壶行医。在聂耳上面,有三个哥哥和两个姐姐。聂耳原名聂守信,是家里最小的孩子。
聂耳自幼生性活泼,除了在校认真读书外,对音乐、戏剧、文学、美术和体育都有着广泛的爱好。
由于聂耳自小受到云南丰富多彩的地方戏曲和民间音乐的熏陶,10岁时,他就跟邻居一位姓邱的木匠师傅学会了吹笛子。后来又陆续学会了拉二胡、弹三弦、弹月琴。聂耳所在的小学曾组织过一个学生乐团,聂耳在乐团里不仅会演奏各种乐器,还担任指挥。
在血与火的斗争中不断成长
聂耳上中学时,正是我国革命形势急剧变化的时期,中共云南地下党在学校开展工作,传播革命思想。他从15岁时便开始读马克思的论着,还在日记里写了不少读书笔记。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昆明也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1928年3月28日,聂耳亲眼目睹了共产党员赵琼仙老师英勇就义壮烈牺牲的情景。同年聂耳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团省委负责人李国柱的领导下,参加了印刷散发传单、上街游行示威、到监狱里探望革命志士等活动,使他在血与火的斗争中不断成长。
1928年冬,在同学们的鼓动下,聂耳瞒着家里报考了驻湖南的滇军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学生军。1929年遇上军队整编遣散,于5月6日重又回到昆明继续进省师攻读。
聂耳从小是在苦水里泡大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艰难困苦的生存环境磨炼了他坚强的意志,三座大山的压迫使他从小懂得了革命的道理,使他在斗争中茁壮成长。
情系故乡玉溪山水
聂耳虽然出生在昆明,却是在玉溪县长大的,老家住在州城北门街3号。在学校的课外活动中,聂耳还参加了玉溪青年改进会,他对自己的故乡玉溪,充满着深厚的感情。
1920年冬天,聂耳初小毕业。当时,母亲彭寂宽得了一场重病后,外公外婆十分想念她,多次从峨山县来信,催她回家一趟。恰逢假期,彭寂宽就领着聂耳和他的二哥、三哥一起回外婆家探亲。
聂耳的外公叫彭寿山,是傣族,原籍为元江县人。从小流浪到峨山县帮地主家放马,长大后在峨山结婚,住在峨山县城大塘子边上,靠做糯米白酒为生。慈祥宽厚的老人,见到女儿带着3个外孙回家来,非常高兴。
聂耳跟母亲回外婆家探亲,有几件事使聂耳终生难忘:
一是坐船经过水连天天连水的五百里滇池,使他大开了眼界,看到了祖国秀美的江山。
二是吃到外公亲手做的甜白酒。这是聂耳有生以来吃过的最甜最香的糯米白酒。
三是他头一次知道外公是摆衣族,母亲告诉他回昆明后不许对任何人讲,因为少数民族在当时是没有人看得起的。
同时,聂耳也看到了峨山县城有很多破破烂烂的旧草房,还有些和自己一样大的彝族小娃娃光着屁股,没有裤子穿。所有这些,都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民族压迫的种子,对他后来的音乐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那一次,他们全家在峨山住了一个多星期就返回昆明了。
1927年农历六月二十二至七月初十,聂耳又一次与母亲回玉溪探亲。当时,聂耳已初中毕业。因家庭经济困难,一则是想回老家寻找职业,二则是利用假期复习功课,准备考高中。这次,聂耳在玉溪还写了日记19篇。这些日记,记下了他在老家时的所见、所闻。
1928年2月,聂耳第3次回故乡探亲,这次又写了两篇日记。这两次回家,聂耳还抽空去看了彝族火把节,丰富多彩的民间文艺表演,使他流连忘返。
1930年2月22日,是农历正月大年初四。玉溪县学生为唤醒民众,在玉溪青年学术研究会的统一组织之下,回到故乡举办文艺宣传晚会。此时的聂耳,已经长成一个18岁的朝气蓬勃的小伙子。这是他第4次回故乡。
演出地址选在玉溪乡村师范学校的操场上,即现在的玉溪军分区后院。据当天晚上与聂耳同台演出的玉溪县立女子小学学生杨溶波回忆,聂耳参加演出的文艺节目有《高矮人讲话》、《卖花姑娘》、《外国女郎舞》、话剧《春闺怨》等。他曾经三次扮演女角出场,还在换幕时出来吹奏过笛子,表演过口技,这些别开生面的演出,给玉溪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0年6月19日,毕业分配的前夕,聂耳在昆明给二哥的信中说:前几天玉溪教育局长上省的时候,和我谈了好几次,他约我毕业后到本地服务,不是任县督学便是到县中学教书,我已经答应了。现在正式聘函还没有来,不过,多半会是这样。如果毕业时不发生被叛徒出卖,上了黑名单的事情,聂耳很可能是回玉溪来当人民教师了,而不会去上海当店员。
1932年7月15日,聂耳在上海《电影艺术》杂志发表评论文章《和人道导演者对话》时,他开始用笔名为浣玉,意为一个纯洁的玉溪人。在百代电影公司工作时,他创作的一首歌曲《一个女明星》,就是用玉溪花灯曲调《玉娥郎》为基调谱写成的。所有这些情结,都生动地说明,玉溪,永远在聂耳的心中。是故乡的山山水水,哺育了他的成长,艰苦的环境磨炼了他坚强的意志。

张学良,字汉卿,号毅庵,奉天海城人,中国伟大的爱国者,西安事变的组织者。1928年6月,其父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后,他由奉系元老推为首领,出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1928年12月,不顾日本和国民党亲日派的阻挠,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等职。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使日军很快侵占东三省。张学良面对既不能抗日复土,而围剿红军又屡遭失败的严峻现实,逐渐对蒋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有所觉悟,于1936年12月12日,发动了着名的西安事变,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全国走向抗战奠定了基础。
渴望呼吸自由的空气
啊,好气派!当7岁的张学良怯生生地来到老大帅府那面阔三间的旧王府式门前时,看见门对面有一座大照壁,大门两侧有石雕抱鼓石,其前有一对栩栩如生的石狮子。青石垫铺的门阶,使人感到宽敞整洁;滚圆挺直的高耸廊柱,撑着遮阳生阴的青瓦屋檐;朱漆雕花镂空牙子,又增添了一股细灵的秀美。
张学良不禁暗暗赞叹,他心想:这不跟画上看到的那些王公贵族之家一样吗?是的,父亲是个很能干的人,或者也可以说是个英雄,但他怎么升得这么快?曾几何时,他不是还出没于山林草野间,后来成为官军,也不过是个级别不高的管带吗,怎么转瞬间就平步青云,有了如此显赫的权势呢?总之,这时的张学良一方面发现,这个新家与往日的那个在八角台一带的家是大不相同了,另一方面脑子里也出现了一些问号。
1901年6月3日,清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七日,张学良出生于辽宁台安县桑树林子乡张家窝堡。时值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沙俄军队又单独出兵占领了东北。俄兵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整个东北几乎没有完善之区;马贼充斥,盗贼遍野,官商士民颠沛流离。辽河下游,灾难深重。
不久,父亲张作霖发迹,成了赫赫有名的东北王,张家也迁到了奉天。
如果说,儿时的记忆还比较单纯幼稚,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张学良的疑虑和不安也就日益明显。因为最初的新鲜、新奇感没有了,生活的优裕弥补不了心灵上的孤寂与空虚。特别是父亲家法严,在家里,他一言九鼎,什么事都得听他的,他的话就是金科玉律,所以张学良感到压抑,总觉得没有过去那么自由了。
从前,张学良跟母亲在一起,有母亲的抚爱、邻里的关心,他可以随便跑到外面去玩,可以上树,可以到河沟边去。可现在他不能随便出去,也不能随便与外人接触,甚至出门必坐汽车,还有勤务兵护送,直到重新返回这门禁森严的幽深宅院。所以那时他常想:这不成了关在笼子里的金丝鸟了吗?
天性好动、喜欢海阔天空的张学良不甘寂寞,就开始动脑筋,变着法儿破常规,想要给这个声威显赫、但却缺少生气的豪宅透点新鲜空气。
这就是张学良,整个少年时代都找不到相似身影的张学良。
沉闷家庭的活泼空气
张学良是张家的长子,他从小就性格开朗,活泼好动,他虽然也爱读书,但玩起来总是别出心裁,乐而忘归。张作霖有8个儿子、6个女儿,在童年时代,张学良是这14人队伍里的头头。怀英与怀卿回忆说:我父亲思想封建保守,在家里有很多禁令,特别是对女儿们,要求文静,不许出大门,不许穿印度绸,不许剪发可是,我们大哥敢于突破大帅的禁区。是他领着我们在帅府里藏猫猫,是他每年7月15日领着我们去小河沿看放河灯,是他冬天指挥我们堆雪人,打雪仗。父亲死后,是大哥叫我们剪了辫子留短发,甚至烫发。
张学良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在家庭中处处体现着长子长兄的言行与气度,处处关心自己的姊妹,而且从出身绿林的父亲身上潜移默化了刚毅果断,在心与灵性里有了藏不住的坚强。成长在这样复杂而沉闷氛围的家庭里,张学良非但没有成为简单的书呆子,反而成为这个沉闷家庭里的一股活泼空气。一个天资聪颖的少年在风云莫测、战乱频频的年代里逐渐成长起来。
儒雅气质的三军将领
少年时代的张学良受到了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熏陶,内心曾萌生过学习医学的念头。有一天,16岁的张学良悄悄地约了好朋友陈英,对他说:父亲不同意我到医科大学学医,不过我的美国朋友答应帮助我,我已经把钱都准备好了,反正我要去。
陈英听了,忙说:你可真糊涂!你父亲一直都想让你当军人,他的脾气你可是知道的。我教你一个好办法,你对你父亲说去美国是为了当军人,等到了那儿,你干什么他又怎么会知道呢?
可是陈英教给他的这个上策依旧被张作霖戳穿,遭到了拒绝。
张学良的留学之梦破灭了。不过,在奉天,这个家依然挡不住他满脑子的新式思想。
张学良参加了基督教青年会。在为赈济河北水灾举行义卖的时候,张学良马上报名参加,穿着时髦的西装和同伴们走上街头,积极为救济灾民奔波。后来有人回忆说:他在会场往来穿梭般活跃,手拿大把物品,逢人劝购,高呼Thank
you,卖得最多。
少年时代的张学良,不仅汲取了西方资产阶级科学文化的营养,而且结交了一些比较开明的人士,他学会了笃信和平,懂得容忍,懂得放开胸襟。在许多人的记忆中,这个戎马一生的将军,更多的是儒雅善良的模样,更多的是一些属于青春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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