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蔺相如,魏征简介

betway必威官网,魏征,字玄成,公元(580-643年)。唐朝馆陶(今河北馆陶)人。少时孤贫,曾出家为道士。隋末参加瓦岗起义军,后降唐。又为窦建德所俘,任起居舍人。建德兵败,再次入唐,任为太子洗马。玄武之变后,唐太宗重其才干和谋略,擢升为谏议大夫,又升秘书监、侍中等职,封郑国公。死后谥号文贞,陪葬昭陵,太宗亲制碑文,并为书石。
当年图形凌烟阁。
魏征一生,为人正直,为官清正,善言能文,政绩卓着,是唐代着名的政治家、史学家和谏臣。他才华横溢,胆略过人,足智多谋,敢作敢为,经常为国家利益和百姓的安居乐业,敢于向唐太宗犯颜直谏,而毫不顾及个人的身家利害。因此,他称得上我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品格高尚的谋略家。
作为谋略家的魏征,他的谋略思想与他的为人、为政一样,都始终贯穿着正直、正派和正道,出谋为国,献策利民,不以狡诈用事,不以权术害人,不以诡计利已,更不以阴谋误国。所以《旧唐书》对他的评价是:臣尝阅魏公故事,与文皇(太宗)讨论政术,往复应对,凡数十万言。其匡过弼违,能近取臂,博约连类,皆前代诤臣之不至者。其实根于道义,发为律度,身正而心劲,上不负时主,下不阿权臣,中不侈亲族,外不为朋党,不以逢时改节,不以图位卖忠。所载章疏四篇,可为万代王者法。智者尽言,国家之利。郑公(魏征)达节,才周经济。太宗用之,子孙长世。
据史记载,魏征家虽贫苦,但他自小好读书,多新通涉,落拓有大志,尤属意纵横之说。可见他是一个有抱负、有作为,城府颇深的人。但他处于乱世,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怀才不遇。隋朝末年,魏征投奔瓦岗起义军李密,任典书记。他曾向李密进献十策,但李密弃之而不用。后来王世充攻打李密,魏征又向李密的长史郑?献术,指出李密虽取得一些胜利,但将士死伤过多,而且府库不足,对有功的人不能行赏,因此,士兵怠惰厌战。在这种情况下,未若深沟高垒,临日持久,不过旬月,敌人粮尽,可不战而退,迫而击之,取胜之道。郑?不仅不纳,反而讽刺其为此老生之常谈耳!魏征气愤地说:
此乃奇谋深策,何谓常谈?因而拂衣而去。结果李密被王世充打败。
李密兵败后,魏征随之降唐。到京师后,因久不见用,自请安辑山东,乃被授为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秘书丞。此时,徐世眅(即后来的李眅,唐太宗开国功臣,名将)还没有投唐,拥兵一隅,正在犹豫观望之中,并与李密暗中勾结。魏征深知徐世眅是一员名将,为了使英雄有用武之地,便主动修书劝说徐世眅降唐。他在书中分析形势,明辨是非,说理透彻,言词恳切,指出今公处必争之地,乘宜速之机,更事迟疑,坐观成败,恐凶狡之辈,先人生心,则公之事去矣。徐世眅得书后,立即决计投唐。魏征此举,为李唐取胜,立了大功。
不久,窦建德军攻陷了黎阳,魏征被俘,因其才,被用为起居舍人。后来,建德兵败,魏征再次入唐。太子李建成闻其有才,向高祖李渊请求,将魏征任为太子洗马,尊其为师,盛礼相待。魏征感其情,亦戮力辅助。
玄武之变前,魏征见秦王李世民的势力越来越大,有危及太子的迹象,曾多次劝李建成早日图之。但李建成优柔寡断,不予采纳,终招杀身之祸。玄武之变后,李世民立即派人召见魏征,质问他说:你为什么要离间我兄弟之间的关系?在场的人都为魏征捏一把汗,而魏征却毫无惧色,举止自若地答道:皇太子若从征言,必无今日之祸。太宗毕竟是个明主,素来器重魏征的才华和谋略,今亲见其如此刚直不阿,更加钦佩他,不但不咎其罪,反加礼遇,遂收入门下,任命他为詹事主簿。
唐太宗即位不久,便擢拜魏征为谏议大夫,封巨鹿县男,让其出使安辑河北,并许其便宜从事,意即遇事可以自己决断,不必先报。当魏征上任途经磁州(今河北磁县)时,遇到州县官兵正押送前太子李建成的东宫千牛(官名)李志安、齐王护军李思行至京城。
可是,出发之前,他已知太宗下诏前东宫、齐府的左右官仆,统统赦免,不予追问。而地方官为什么要把二李押送京城?他心中生疑,莫非太宗又收回成命,改变主意了。他是个以国为重的人,认为政出无信,将不利于国。于是他向同行的副使李桐客献策:我们受命之时,朝廷曾下旨对前东宫、齐府的人一概赦免不问。可是现在地方当局却把李思行等人抓起来,这样人们还能相信朝廷吗?此乃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且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宁可虑身,不可废国家大计。古者,大夫出疆,苟利社稷,专之可也。况今日之行,许以便宜从事,主上既以国士见待,安可不以国士报之乎?于是他便释放了李思行等人。太宗得知后,十分高兴,赞誉魏征有经国之才。不久便提拔为尚书左丞,留在朝中,视为心腹,经常引入内室,询问治国之道。魏征遇到了励精图治的明主,满腹才华有了用武之地,也就竭尽心机为之献计献策,做到知无不言。唐太宗曾经赞赏说:卿(指魏征)所陈谏,前后二百余事,非卿至诚奉国,何能若是?
贞观之初,战乱初止,百姓思安,国家当定,可是,有人却奏报太宗,说岭南(今湖南、广东、广西部分地域)酋长冯盎叛唐。太宗听后十分恼怒,立即要发兵征讨。魏征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以为不可轻信冒动。忙向太宗进谏说:天下初定,创伤还未恢复,而且战争之后,病疫正在蔓延。冯盎也不像以前那样略地州县,称王称霸,如今四海都已平定,他还能闹多大的事?况且,还没有事实说明他反叛。当此之时,应当从德政关怀他,表明大唐是明理讲义的。冯盎惧怕唐的强盛,自然会来降服。太宗采其言,派人去劝说慰谕冯盎。冯盎果然派其子入朝表示称臣。事后,太宗钦佩魏征谋远计,高兴赞誉说:征一言,贤于十万众。
贞观二年(628年),唐太宗与魏征议论历史上各朝帝王的兴衰。太宗问魏征:怎么算是明君,怎么才是暗君?魏征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
梁武帝偏信朱异而侯景举兵向阁,竟不得知也。隋炀帝偏信虞世基,而诸贼攻城剽邑,亦不得知也。是故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太宗采纳了他的意见,广开言路,广泛听取各种意见,择善而从,使唐初政治开明,百业兴旺,出现了历史上着名的贞观盛世。
贞观前期,太宗励精图治,经常召集文武大臣议政论事,献计出策。贞观六年(632年),有一次,太宗与群臣讨论治国家问题,他向大臣们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魏征立即向他献策说: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今陛下富有四海,内外清宴,能留心治道,常临深覆薄,国家厉数,自然灵长。臣又闻古语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陛下以为可畏,诚如圣旨。魏征引载舟履舟之古训,其目的是要唐太宗不要忘记抚恤老百姓,不然的话,老百姓是会选择的。
守成难,居安思危,是魏征治国安民谋略思想的基点。因此,在他向唐太宗的进言中,几乎都贯穿着这一基本精神。贞观五年(公元631年),魏征在一次朝议时说:
今天下虽太平,臣等犹未以为喜,惟愿陛下居安思危,孜孜不怠耳!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唐太宗问侍臣:创业与守成孰难?房玄龄说:草创之初,与群雄并起角力而后臣之,创业难矣!魏征则说:自古帝王莫不得之于艰难,失之于安逸,守成难矣!太宗说:玄龄与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创业之难。征与吾共安天下,常恐骄奢生于富贵,祸乱生于所忽,故知守成之难。然创业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方当与诸公慎之。唐太宗的评价亦不失为明主!
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魏征再一次向唐太宗进谏说:臣闻之,战胜易,守胜难。
陛下深思远虑,安不忘危,功业既彰,德教复给,恒以此为政,宗社无由倾败矣。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当太宗问侍臣守天下难易时,魏征答:甚难。太宗说:任贤能,受谏净即可,何谓难?魏征说:观自古帝王,在于忧危之间,则任贤受谏,及至安乐,必怀宽怠,言事者惟令兢惧,日陵月替,以至危亡。圣人所以居安思危,正为此也。安而能惧,岂不为难?
唐太宗即位不久,思想上还没有从战争上转过弯来。下诏遣使点兵,扩充军队。可是由于隋炀帝的穷兵黩武和隋末的战乱此时全国符合征兵年龄的男丁已经很少。尚书右仆射封德彝为了完成任务,奏报太宗把征召年龄扩大到中(规定只点丁男)男,太宗表示同意。诏敕草出后,几次送给魏征看,他都不肯签署。太宗非常生气,责备魏征太固执了。而魏征却冷静地对太宗说:军队在指挥得当,不在于多。陛下只需选健壮者入伍,养精兵,加强训练,便可无敌于天下,不必征老弱者来充虚数。接着,魏征又以此为题批评唐太宗开始失信人民。太宗惊讶地说:朕何为失信?魏征即把太宗几件失信于民的事实说了出来,太宗听后十分信服魏征的留意,并对自己的过失有了感悟,同意不点中男,还因此赏赐魏征金瓮一个。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太宗选妃,看中了隋通事舍人郑仁基之女有殊色,即诏聘为充华(九嫔之一)。不久,魏征得知此女已许嫁给一个姓陆的人,便立即向太宗进谏:
自古有道之主,以百姓之心为心,故君处台榭,则欲民有栋宇之安;食膏梁,则欲民无饥寒之患;顾嫔御,则欲民有室家之欢。此人主之常道也。今郑氏之女,久已许人,陛下娶之不疑,无所顾问,播之四海,岂为民父母之道乎?魏征言词严厉,说理透彻,太宗听后非常佩服,严厉地责备了自己,并立即叫人将此女送还给原夫。
唐太宗登基后,在成绩面前难免自傲,享乐思想也随之滋长。魏征既忠诚于太宗。
又一心为国为民,所以敢冒死,以自己的谋略和智慧,不断地给太宗敲警钟。太宗亦不失为明君,纳谏如流,知过能改。有一次,唐太宗问魏征:朕政事何如往年?魏征毫不隐晦地说:你的威望和德行,比贞观之初差远了;人民也远不像以前那样信服你了。
太宗说:远方畏威慕德,故来服;若其不逮,何以致之?魏征说:陛下以前以未治为忧患,因此行德政、讲道义日新月异;今天以治为安,自满起来,故做得比以前差多了。太宗说:今所为,犹往年也,何以异?魏征答:陛下贞观之初,恐人不谏,常导之使言,中间悦而从之。今则不然,虽勉从之,犹有难色。所以异也。并例举了许多事实给太宗听。太宗自悟,表扬魏征说: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魏征有感于皇宫中生活过于奢华,便向太宗进谏说:陛下本怜百姓,每节己以顺人。隋炀帝志在无厌,唯好奢侈,所司每有供奉营造,小不称意,则有峻罚严刑。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竟为无限,遂至灭亡。太宗深为所感,说:非公,朕安得闻此言?
贞观十年(公元636),唐太宗宠信魏王李泰,有人却向太宗献谗言,说三品以上大臣大多轻视李泰。太宗为之震怒,立即把三品以上的官都召到朝堂,训斥大骂一顿。连房玄龄也莫名其妙,吓得汗流浃背,连连拜谢开恩。魏征却不畏所怒,郑重地奏说:臣窃计为当今群臣,必无敢轻魏王者。三品以上皆公卿,陛下所尊礼,若纪纲大坏,因无不论;圣明在上,魏王必无顿辱群臣之理。隋文帝骄其诸子,使多行无礼,卒皆夷灭,又足取法乎!太宗听完后,冷静下来,并反怒为喜,赞扬说:理到之语,不得不服。朕以私爱忘公义,具者之忿,自谓不疑,及闻征言,方知理屈。
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唐太宗命人于洛阳建飞山宫。魏征上疏说:炀帝恃其富强,不虑后患,穷奢极欲,使百姓穷困,以致身死人手,社稷为虚。陛下拨乱反正,宜思隋之所以失,我之所以得,撤其峻宇,安于卑宫;若因基而增广,袭旧而加饰,此则以乱易乱,殃咎必至,难得易失,可不念哉!同年五月,魏征又向太宗进谏说:陛下欲善之志不及于昔时,闻过必改少亏曩日,谴伐积多,威怒微厉,乃知贵不期骄,富不期侈,非虚言也夫鉴行莫如止水,鉴败莫如忘国。伏愿取鉴于隋,去奢从约,亲忠远佞,以当今之无事,行畴昔之恭俭,则尽善尽美,固无得而称焉。
魏征分别于贞观十一年和十三年向唐太宗晋奉两本奏疏,前者劝太宗慎守其业,后者则是全面批评太宗的过失。两者都渗透着魏征德政节俭和勤勉的治国富民的谋略思想。他在人主十思里说:人主善始者多,克终者寡,岂取之易而守之难乎?盖以殷忧则竭诚以尽下,安逸则骄恣而轻物;尽下则胡、越同心,轻物则六亲离德,虽震之于威怒,亦皆貌从而心不服故也。人主诚能可见欲则思知足,将兴善则思知止,处高位则思谦降,临满盈则思挹损,迂逸乐则思撙节,在宴安则思后患,防壅蔽则思延纳,疾谗邪则思正已,行爵赏则思因喜而僭,施刑罚则思怒而滥,兼是十思,而选贤任能,固可以无为而治,又何必劳神苦体以代百司之任哉!
在十不克终里,魏征尖锐地批评唐太宗说:贞观之初,无为无欲,今则搜求奇珍异物;贞观之初,爱惜民力,今则营造不息;贞观之初损己以利人,今则纵欲而劳人;贞观之初亲君子远小人,今则亲小人远君子;贞观之初崇尚简朴,今则崇尚奢靡;贞观之初无畋猎之好,今则以驰骋为乐;贞观之初待下有礼,今则上下疏远;贞观之初专心治道,今则无事兴兵;贞观之初救荒及时,今则不恤百姓。对于魏征的冒犯直言,英明的唐太宗能虚心接受,他反复研读,列于屏障,朝夕诵之。还命人录于史司,以传后世。克终,即为克之慎终。
魏征官至宰相,到死都为太宗信任恩宠。但他为官清廉,毫不以权谋私。他位居一品,但住宅连个正寝(正堂)都没有,直至贞观十七年(643年)他病重时,太宗去看望,觉得实在过意不去,命工匠于五天之内为其修建了正寝。临终时,唐太宗流着眼泪问他还有什么遗言和要求,魏征说:嫠不恤纬,而忧宗周之亡。此语引自《左传》。嫠,寡妇。
纬,棉线。意即忧国忘家。临死之时,他想的还是国家,而毫不念及个人身家,真不愧为忠良之臣!
魏征死后,太宗从他的居室书函里找到一份尚未送的草表,写着,天下之事,有善有恶,任善人则国安,用恶人则国乱。公卿之内,情有爱憎,憎者唯见其恶,爱者唯见其善。爱憎之间,所宜祥慎,若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贤勿贰,可以兴矣。
唐太宗将其在朝廷上诵读后,要公卿侍臣,书之于笏,以魏征为榜样,以国为重,敢于进谏。
魏征的谋略思想匡扶了唐太宗,造就了初唐的安定和繁荣。所以,太宗对他的评价很高,常在临朝时对侍臣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组逝,遂亡一镜矣!
魏征的为人和谋略,足可为万代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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蔺相如,战国时期赵国人,生卒年月无考。他因为赵惠文王出使秦国,完璧归赵;渑池之会使赵惠文工免受秦王之辱,从而功盖赵国,深得赵惠文王信赖,被拜为上卿,成为赵国贤能的宰相。他一生的智慧和业绩已演变成为历史典故和成语,为后人所赞美和传颂。
蔺相如出身贫贱,原在赵国一个叫缪贤的大宦官家里当舍人,属于没有正式官衔的家臣。但他经纶满腹,智慧过人,曾经为其主人缪贤出主意渡过难关,因此很受缪贤的器重。缪贤正如其名,是一个贤良的宦官,他以国家利益为重,在赵国危难之时,向赵惠文王举荐了具有真知灼见的家臣蔺相如。
赵惠文王时,赵国得到了楚国一块价值连城的和氏璧。这件事被秦昭王知道了,他就派出使臣带了一封信给赵王,提出愿以秦的十五座城换取和氏璧。不过,秦昭王的出价并不是真心的,他既想白白得到这个传世珍宝,又想以此为借口,试探一下赵国,以达进一步侵略之目的。
赵惠文王看出了秦昭王的图谋,就召集大将军廉颇等诸大臣商量对策。计议结果认为:如果同意秦昭王的要求,把璧送去,恐怕秦不会真正让出十五座城,白受欺辱;如不同意吧,秦国肯定借口出兵来打。因为想不出一个好的计策,所以想派个人出使秦国,但谁也不愿去。
正在为难之时,宦官令缪贤对赵王说:臣舍人蔺相如可使。赵王听后反问:你怎么知道他能担当这样的重任而愿意出使?缪贤对曰:臣有一次获罪,怕惩罚,想偷偷地逃出赵国,投奔燕王。是蔺相如阻止了我。他说:你怎么知道燕王肯接受你呢?我告诉他说:我曾经跟随赵王一起在国境上友好约会,燕王曾私自握住我的手,表示要与我结友相交,根据这一点,我想去投奔他。可是,相如却对我说:那是因为赵国强,燕国弱,而你又被赵王宠信,所以燕王想交结与你。现在你犯罪,逃出赵国,投奔燕国。燕国害怕得罪赵国,势必不敢留你,还要把你抓起来归赵国哪。我劝你还不如自己脱下衣服,背着斧头去向赵王请罪,这或许还能得到赦免呢。我听从了他的计策,并果然得到大王您的赦免。由此,我认定相如是一个勇敢的志士,而且很有智谋,适合担当这次出使的任务。
赵惠文王是个开明的君主,他听完缪贤的话,非常高兴,立即召见蔺相如,当面问计考察。赵王问:秦王以十五座城请易寡人璧,可予不?相如答曰:秦强而赵弱,不可不许。赵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赵不许,曲(无理)在赵,赵予璧而秦不予赵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宁许以负秦曲。赵王又问:有谁可以出使秦国?蔺相如自告奋勇地说:大王如果实在找不到别的人,我愿意带着玉璧出使秦国。
保证只有赵王得到城池才把璧留给秦;秦国不给城池,我请你相信我一定做到完璧归赵。赵惠文王听后十分钦佩,欣然同意让蔺相如带着璧出使秦国。
赵惠文王十六年(前283年),蔺相如受命出使秦国。秦昭王很傲慢,他恃强凌弱,不把赵国派来的使臣看在眼里。他故意不按接见使节的常规在宫廷里接待蔺相如,而是在一个游乐的地方章台上会见,而且两边还坐着歌舞女,态度极不严肃。蔺相如看在眼里,气在心中。但又无可奈何,只好先将玉璧呈递给秦王。不想秦王接过璧后,视若儿戏,随手把玉璧交给美女们传看,并哈哈大笑,左右则高呼万岁。相如等了好一会儿,秦昭王仍只字不提交城的事。相如心里明白了,秦王根本无意交城,当即心生一计,趋步上前对秦王说:玉璧有瑕疵,请让我指点给大王看。秦昭王不知是计,即把璧递给相如。相如接过璧,快步退到台柱旁边,气愤之极,怒发冲冠,对秦王说:大王欲得璧,使人发书至赵王,赵王悉召群臣议,皆曰:秦贪,负其强,以空言求璧,偿城恐不可得。议不欲于秦璧。臣以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况大国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强秦之欢,不可。于是赵王乃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书于庭。何者?严大国之威以修敬也。
今臣至,大王见臣列观(普通地方),礼节甚倨(傲慢);得璧,传之美人,以戏弄臣。臣观大王无意偿赵王城邑,故臣复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头今与璧俱碎于柱矣!并以目视柱,表示立即要碰过去。
蔺相如在傲慢的秦昭王面前,敢于义正词严地斥责秦王的无理行为,正义和勇气是一方面,而更为重要的方面却在于他对秦国的地位和秦昭王的心理有着正确的分析:其一,秦王的确想得到和氏璧;其二,秦此时是战国七雄中的最强国,野心勃勃,很想称霸,但又怕各国联合起来抗击它,所以它在用武的同时,还要以假修好、假信义装点门面,以笼络各国,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
果然,秦昭王被蔺相如突如其来的举动和大义凛然的言辞震住了,他怕蔺相如与璧同归于尽,赶忙改变态度,和颜悦色地请相如不要那样,并立即让掌图籍的官拿来地图,装模作样地在地图上指指点点,划出了十五座城给予赵国。蔺相如心里明白,这是秦昭王为了得璧玩弄的又一个欺诈花招,地图上划给赵,实际是不会给赵的。蔺相如为了稳住秦王,不把事情弄糟,于是不直言点破,而是换了一种策略。他对秦王说:和氏璧,天下之共传宝也。赵王恐,不敢不献。赵王送璧时,斋戒五日,今大王亦应斋戒五日,设九宾于廷(朝廷正殿),臣乃敢上璧。秦王思虑了半天,不敢强夺,无可奈何,只得答应相如的要求,并把相如安置到设备高级的广成宾馆住下。
蔺相如预料到秦王虽答应斋戒,但他在和氏璧到手后,一定会推翻约定,不交城池给赵王。因此悄悄地派跟随来的手下人,穿着麻布短衫,打扮成秦国平民,怀里藏着和氏璧,从小路上逃回赵国去了。
秦昭王恃强傲慢而自负,所以,他料不到蔺相如的才智。于是他乖乖地斋戒了五日,并以极其隆重的仪式,设九宾于宫廷正殿,请蔺相如上殿献璧,满以为自己将要如愿以偿。结果又落了一场空。
蔺相如气宇轩昂地来到秦王宫殿,他不是来献璧,而是严正地对秦昭王说:秦自穆公以来二十余君,未尝有坚明约束者也。臣诚恐见欺于王(怕受你的骗)而负赵,故令人持璧归,间至(此时已到)赵矣。为了缓和一下气氛,他又把话锋转了一下说:而且,秦国强大,赵国弱小,大王你只须派个人出使赵国一说,赵国会立即奉送璧来的。现今秦国很强大,如果你先割让十五座城给赵国,赵王哪敢留下和氏璧而得罪大王你呢?接着蔺相如又视死如归地说:我知道我欺骗了大王你,其罪当诛,请你把我放在油锅里煎死吧!不过,请大王与群臣们好好地讨论计议一下我说的话,再做出决定!秦昭王十分难堪,与群臣们面面相觑,哭笑不得。有人提出把相如抓起来治罪。秦王叹息而制止说:
今杀相如,终不能得璧也,而绝秦赵之欢,不如因而厚遇之,使归赵。赵王岂以一璧之故欺秦邪!遂以和对待相如,按外交礼节送相如返赵。秦昭王虽贪而傲慢,但仍不失为英明。蔺相如智高一筹,勇冠秦廷,终于不辱使命,完璧归赵。
由于蔺相如的智慧和才华,秦昭王没有得到稀世珍宝和氏璧,但他的侵略野心不死,时隔不久,就发兵侵占了赵国好几座城池。
赵惠文王二十年(前279年),秦昭王玩弄花招,派出使臣到赵国送信,提出愿与赵王在渑池(今河南渑池西)修好相会。赵惠文王害怕秦国,打算不去。蔺相如和廉颇都献计说:大王如果不去,表示赵国软弱而胆怯。赵王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并决定让蔺相如同去渑池与秦昭王会见。行前,蔺相如与廉颇等人做了充分准备,在边境设了重兵,以防秦国突然袭击和变故。廉颇又送赵王与蔺相如到边境,对赵王决别说:大王此去路程加相会礼节等,最多三十天。如果过了三十日还不回,就请立太子为王,以断绝秦的希望。赵王表示同意。于是带着蔺相如等随臣到渑池与秦昭王相会。
会间,在一次酒席宴上,秦昭王想借着酒兴污辱赵惠文王,他说: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瑟。作为一国之王,在会盟的宴席上为另一国王操琴作乐,显然是很不光彩的。可是赵王因怕秦强,竟忍辱鼓瑟。此时,秦王让事前安排好的史官上前记录: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请求变成了命令,这显然是秦王想凌辱对方来炫耀自己在外交上的胜利。站在赵王身边的蔺相如看出秦王的用意,便采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策略,毅然上前对秦王说: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奉盆缶秦王,以相娱乐。秦王不仅不干,而且大发脾气。相如毫不退让,马上拿起一只盛酒的瓦盆(即缶,秦地民间也以此作乐器)跪在秦王跟前,定要秦王击打,秦王不肯打。相如说: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此时,秦王的左右将士拔出刀来,想杀相如,相如不仅毫无惧色,而且瞪大眼睛,龇牙怒视,把这帮人竟吓得倒退。在此情况下,秦王无法,只好很不乐意地用筷子击打了一下酒瓶。蔺相如立即召唤赵国的御史记下: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缶。此时,秦国的大臣又蛮横地提出:请以赵十五城为秦王寿。蔺相如亦不示弱,针锋相对地说:请以秦之咸阳(秦的国都,今陕西咸阳市)为赵王寿。双方相持不让,直到酒席结束,秦王也没争到赵王的什么便宜。因为赵在军事上亦做了充分准备,所以秦也不敢有别的举动。
在这场双方实力不等的面对面的外交斗争中,蔺相如是以其超人的机警灵活和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折服秦王及其臣属,为赵惠文王在渑池之会中,不受强秦之辱,取得了一次以弱胜强的外交上的大胜利。

房玄龄(公元579年648年),字乔,齐州临淄(今属山东淄博市)人,自幼聪敏,博览群书,有惊人的洞察力。在隋初,一般人根据当时的太平景象,认为隋朝政权将会长期稳定;而他从隋帝无功德、诳骗百姓且皇族内部互相倾轧等情况得出结论:隋朝灭亡可翘足而待。他十八岁时被推举为进士,授羽骑尉;后任隰城尉。唐兵进关中,他归顺李世民,任秦王府记室参军,协助李世民统一中国,取得帝位。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任中书令,后任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并受诏重撰《晋书》,受封梁国公。他是唐初着名的政治家和谋略家,与杜如晦、魏征等同是李世民的重要助手。
隋炀帝继位后滥用民力,挥霍无度,驱使千百万农民建东都,修西苑,开运河,掘长堑,筑长城,通驰道。又数游江都和巡边,沿途各地常有几十万人迎送,极其奢华。还多次进攻高丽,人力物力耗损巨大,使耕稼失时,田畴多荒,水旱灾害不断。短短几年,隋朝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各种矛盾激化,农民起义此伏彼起。一些隋朝官吏也拥兵自重,伺机取隋而代之。义宁元年(公元617年)五月,太原留守李渊在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等辅佐下起兵反隋,挥师南下,沿汾水进军关中。
在李世民所部进抵渭水以北时,房玄龄从隰城(今山西汾阳西)赶来投靠李世民,当上了记室参军。随后,在唐军入据关中、建立唐朝及李世民挥军取河陇、北救晋阳、东定中原、攻取河北等统一战争中,房玄龄均罄竭心力,知无不为,给秦王李世民出谋划策。作战中,唐军每歼灭一部敌军,别人争着寻求珍宝之物,房玄龄则总是先收揽各种人才,安置在幕府之中。发现有谋臣猛将,他便想方设法与之结交。因此,那些谋臣猛将均愿为李世民尽其死力。在用人问题上,他还常给李世民出主意。例如,杜如晦原是秦王府兵曹参军,不久迁陕州长史。房玄龄说:杜如晦,王佐人才。大王欲经营四方,非如晦不可。李世民接受了这一建议,将杜如晦又调回秦王府。后来,杜如晦与房玄龄一起,跟从李世民东征西讨,参谋帷幄。玄龄善谋,如晦能断,二人配合默契,同心辅佐李世民,为唐朝统一中国立下巨大功勋。
李渊于武德元年(公元618年)五月称帝后,封长子李建成为太子、次子李世民为秦王、四子李元吉为齐王。李建成忌妒李世民的才华和功绩,在李元吉的怂恿策动下,欲谋害李世民。李世民早已看出了他们的阴谋,因此派他的亲信行台工部尚书温大雅和车骑将军张亮出镇东部洛阳,以备一旦有变即东出洛阳。武德九年(公元626年)中一天,李建成夜召李世民饮酒,将其灌醉。李世民暴心痛、吐血数升。李渊得知后敕李建成说:秦王素不能饮,自今无得复夜饮。并对李世民说:道建大谋,削平海内,皆汝之功。吾欲立汝为嗣,汝固辞;且建成年长,为嗣日久,吾不忍夺也。观汝兄弟似不相容,同处京邑,必有纷竞,当迁汝还行台,居阳,自陕以东皆主之。李建成得知此消息后与李元吉合谋认为,让李世民去洛阳等于放虎归山,不可复制,不如将其留在长安,取之易矣。因此,他们说服李渊放弃了原来的意见,仍留李世民在长安。后来,李建成、李元吉在后宫日夜谮诉世民于上。李渊竟然相信了,想给李世民治罪,但由于大臣反对而未得逞。李元吉密请杀李世民,李渊没有同意。
对李世民兄弟之间的尖锐矛盾情况,秦王府上下都知晓,但一时无计可施。秦王府考功郎中房玄龄对比部郎中长孙无忌私下说:现在太子、齐王与秦王之间的嫌隙已很深,一旦发生祸机,不仅是秦王肝脑涂地,实际上也是社稷之忧。不如劝秦王像周公诛管叔、蔡叔那样杀掉太子和齐王,以安定家国。存亡之机,间不容发,正在今日!长孙无忌赞同此议,因而进言李世民。李世民还有些疑惑,即召房玄龄谋划。房玄龄说:大王功盖天地,当承大业。现在你们兄弟之间的忧危关系,正是你除掉太子和齐王的天赐良机,愿大王勿疑。此后,房玄龄又与长孙无忌、杜如晦等一起多次劝李世民杀李建成和李元吉。李世民又征询了其他僚属的意见,才下定决心于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发动玄武门(长安皇宫北门)之变,射杀李建成、李元吉。当年八月九日,李世民接替李渊当上了皇帝,论功行赏,以房玄龄、长孙无忌、杜如晦、尉迟敬德、侯君集五人为第一,封房玄龄为梁国公。
房玄龄于贞观三年(公元628年)当上了左仆射(宰相)。他处理政事尽心尽力,惟恐一物失所。他用法宽平,深受李世民信任。因此,李世民诏令他主持制订唐朝律令。他研究前朝的律令后认为:旧法规定:兄弟分家各居时,有人受封,另外的兄弟不相及;而有人谋反,则另外的兄弟皆连坐死。孙子可以因袭祖父的官爵;而祖父犯罪,孙子则被流放。这些都不符合情理。他主持制定的唐律共五百条,立刑名二十等,其中笞刑五等,自十至于五十;杖刑五等,自六十至一百;徒刑五等,自一年至三年;流(放)刑三等,自千里至于三千里;死刑二等,绞刑和斩首。这部唐律比隋律减死刑九十二条,减流刑七十一条,那些削烦去害、变重为轻的条目,多不胜记。他还主持制定唐令一千五百九十条;又统一规定了枷(械颈刑具)、瘿(械手刑具)、钳(金属夹具)、瘾(锁具)、杖、笞等刑具的长短宽窄;还删节唐朝建立以来的皇帝诏令,定留七百条,颁布执行。房玄龄的法制思想与李世民是相同的,所以他主持制定的律令,得到李世民的首肯。
房玄龄崇尚儒学,所以极力推崇孔子。李渊当皇帝时,国学之中的庙堂以周公为先圣,孔子配飨。房玄龄等建议停祭周公,以孔子为先圣,颜回配飨。李世民诏令执行。
在房玄龄等倡导下,唐朝大收天下儒士,根据他们的学识,分别予以录用;还扩大各类学校招生。李世民多次亲自到国学听祭酒、博士讲授儒学。四方儒士纷纷负书而至长安。
吐蕃、高昌、高丽、新罗等少数民族酋长也派子弟进长安入学。国学之内学生几至万人,儒学之兴,古昔未有。唐初形成这种教育兴旺的局面,是与房玄龄积极倡导分不开的。
唐太宗李世民晚年好大喜功,滥用民力。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朝鲜半岛上的高丽和百济联兵进攻亲唐朝的新罗。贞观十年(公元645年),李世民不听劝谏,下诏进攻高丽,分水陆两军进兵,水军由张亮率领,共四万千人、战舰五百余艘,陆路由李癪率领,近十万人。唐军进攻高丽受到顽强抵抗,损兵折将,不得不于当年十月撤兵。后来,李世民又改用轮番攻扰的办法,试图先疲惫高丽后大举进攻,结果也没有得到多少好处,反而激起邻国的不满,国内人民怨声载道。
房玄龄对李世民不恤民力征讨高丽早就有不同意见,但由于李世民独断专行丢掉了善于纳谏的好作风,且猜忌大臣,动辄杀人,所以他也不敢进谏。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房玄龄病情已十分严重,对他的儿子他们说: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无事,唯东征未已,群臣莫敢谏,吾知而不言,死有余责。于是,他抱病上表称: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功名威德亦可足矣,拓地开疆亦可止矣。且陛下每次一重犯,必令三复五奏,进素膳,止音乐,(那是因为)重人命也。令驱无罪之士卒(东征高丽),委之锋刃之下,使肝脑涂地,独不足悯乎!向使(如果)高丽违失臣节,诛之可也;侵扰百姓,灭之可也;他日能为中国患,除之可也。今无此三条而坐烦中国,内为前代雪耻(李世民东征高丽时称:辽东本中国之地,隋氏四出师而不利,朕今东征,欲为中国报予弟之仇。)。外为新罗报仇,岂非所存者小,所损者大乎!愿陛下许高丽自新,焚凌波之船,罢应募之众,自然华、夷庆赖,远肃迩安。李世民见此表奏很受感动,说:彼病笃如此,尚能忧我国家。因此,他亲往房玄龄府上,握手与决,悲不自胜。房玄龄去世后,李世民赐他为太尉、并州都督,谥名文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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