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半拉山墓地祭祀坑或改写,首次证实南门存在

  如果说这些年我取得了一些考古学的成绩,我觉得,做学问,尤其是搞考古,要勤奋、能吃苦。我在田野考古发掘工地的20多年里,每年在农村田野工作的时间不少于10个月,这期间,除了每天的睡眠与吃饭之外,都是工作时间。夏天农民收了小麦,就是在田地里考古调查、钻探的最好时机,而这时田里的太阳直晒气温一般在40到50摄氏度左右;冬季天寒地冻,在考古工地清理、绘图冻得手脚麻木。“业精于勤,荒于嬉”,多开展些田野考古工作,多读些书、多动些笔,勤于思考、善于思考,日积月累,才得以有更多的考古发现与深刻认识,更多的出些创新性研究成果。

  尤其令考古队员兴奋的是,他们首次在红山文化积石冢上发现了建筑址,并有柱洞和础石。在此之前,考古人员从来没在红山文化积石冢上发现过建筑遗迹。虽然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第一地点的女神庙是建筑,但并未建在积石冢上。

 

  在汉长安城遗址的田野考古工作中,有些考古发现是令人振奋的。如1986~1987年我们发掘的未央宫中央官署遗址,这是一座面积达上万平方米的院子,其中出土的57000件骨签(即皇宫档案)是汉代考古的重大发现。从这些骨签可以看出当时书法、官制等变化,尤其是西汉时代的官制问题,补充了《汉书·百官公卿表》的不足,因为通过骨签研究,我们可以更为深入了解西汉时代县级官吏组织变化,而这些恰恰是《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中所很少涉及的。大量有纪年的骨签对于文字发展史研究是一批十分难得的宝贵资料。至于从骨签文字内容,探讨汉代的地方手工业及军工工业更是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
 

  考古人员清理出的78座墓葬,有15座为早期墓葬,未发现明显分区;63座晚期墓葬,主要位于墓地南部。祭祀遗迹主要由祭坛、坛上建筑址及祭祀坑组成。祭坛位于冢体北部界墙内,是整个墓地的最高点,东西长13.8米、南北宽11.5米。祭祀坑共29座,早期15个,晚期14个,有圆形、长方形、椭圆形三种。

  “此次调查研究我们发现南门的确存在,但和普通城门不同,这是一个暗门,从城墙外面完全看不出来,古代的正式名称是‘突门’。因为从内城南门现存的门道墙面和残存的门柱可以看出,门外墙体预留部分的厚度也是比较薄的,可以在短时间内挖穿并形成供人通行的门道。”艾涛说道。

  在我的考古研究中,一直把古代都城与古代帝王陵墓作为国家最具代表性的两个方面的物质文化遗存看待。从1972年起,我就开始了秦都咸阳的考古工作,对汉唐帝陵做了系统、全面的考古调查。那时,不论是严冬还是酷暑,为了取得第一手考古资料,我或徒步、或骑着自行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穿行于旷野的田间、崎岖的山路,吃住在山区或偏僻的农村。经过十余年的不懈努力,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基本完成了汉唐20余座帝陵及其数以几百座帝陵陪葬墓的考古调查工作,并整理出考古调查报告和研究专著与论文,上世纪80年代初中期我先后在《文物资料丛刊》和《考古学集刊》发表了《西汉诸陵调查与研究》和《陕西唐陵调查报告》。《西汉诸陵调查与研究》发表之后就被收入《新华文摘》;1987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和李毓芳的专著《西汉十一陵》,此书很快又被日本学者翻译成日文《前汉皇帝陵的研究》在日本东京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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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拉山红山文化墓地位于辽宁省朝阳市龙城区召都巴镇尹杖子村大杖子组。2009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期间被发现,2014年9月至2016年12月,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朝阳市龙城区博物馆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与以往红山文化墓地不同的是,该墓地除了埋葬逝者,同时具有祭祀功能。墓地经过精心规划,以石界墙为界,南部为墓葬区,北部为祭祀区。

 

 

 

 

 

 

  艾涛说:“石头城遗址附近出土的四直腿箱式木棺不仅仅是当时的葬俗葬具,它也反映了中原文化在帕米尔高原地区的传播,体现了一种独特的文化传承。此外,箱式木棺由东向西的传播路线也为我们探索楼兰古国消失之谜提供了新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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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一年在汉长安城遗址钻探
 

  (原文刊于:《光明日报》2017年02月09日0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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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东汉时期,著名史学家蔡邕就在《独断》中提出:“古不墓祭,至秦始皇出寝,起之于墓侧,汉因而不改。”这一说法日前受到了挑战:日前入选2016年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的辽宁朝阳红山文化墓地,不仅发现了建筑址,而且在建筑址附近发现不少祭祀坑,为此专家倾向于认为该建筑为祭祀场所。如果此说成立,那就说明5000年前红山先人就已经在墓地祭祀了。

突门外观 艾涛供图
 

  以前有的人认为,陵墓考古就是发掘陵墓自身,就是以墓室为中心,以寻找“宝物”为目的。我认为秦汉时代帝王陵寝制度更为重要,因此我把工作重点放在杜陵陵寝建筑遗址中的寝殿遗址、便殿遗址的全面考古发掘,以及其布局结构的基本究明,在中国古代帝王陵寝制度研究上有着开创性学术意义。这次发掘研究在中国考古学、中国历史学上第一次详尽、科学地揭示了汉代陵寝制度,解决了西汉时代皇帝、皇后陵墓的陵园(包括门阙)、寝园(包括寝殿、便殿)及其帝陵陵庙在陵区的位置、建筑遗址的布局形制,填补了这一领域的学术空白,解决了许多文献记载中语焉不详的问题。这在中国古代帝王陵寝制度研究上有着开创性学术意义。
 

 

 

  2003年至2004年,以多学科结合开展的阿房宫遗址考古工作,通过对遗址全面、系统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我认为当年阿房宫工程只完成了阿房前殿建筑基址的建设,由此得出阿房宫前殿没建成、“火烧阿房宫”属于子虚乌有的结论。由于火烧阿房宫的说法几乎家喻户晓,我们的考古新发现极大地冲击了世人头脑中固有的观念,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针对这一情况,我撰写了《观念中的历史与历史的真实———阿房宫遗址考古发现的再思考》一文,指出:其一,一些人将观念的历史代替了历史的真实;受杜牧《阿房宫赋》这一文学作品的影响,阿房宫的瑰丽宏伟成为人们心中的美好形象,项羽火烧阿房宫的观念已为人们所接受。其二,考古学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没有被充分认识,历史研究应尊重考古成果,充分利用考古资料。我强调学术研究的严肃性和科学性,我们不能把观念的历史代替历史的真实,学者不能拘泥于固有的观念,而应当根据客观的材料,还历史以真正面目,坚持实事求是的历史观。

 

  塔什库尔干的维吾尔语意为“石头城堡”,这里原名蒲犁,又名朅盘陀,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已有两千多年。城堡建在高丘上,形势极为险峻,城外建有多层或断或续的城垣,隔墙之间石丘重叠,乱石成堆,构成独特的石头城风光。汉代时,这里是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蒲犁国的王城。唐朝统一西域后,这里设有葱岭守捉所。

  汉长安城面积很大,有35平方公里,周长25.7公里,我们每天的田野考古工作都是骑自行车或步行。因为这样也使我对汉长安城遗址的每一个地方印象很深,而且不少考古发现就是在两条腿下跑出来的。

  早在东汉时期就有“古不墓祭”之说,唐代政治家、史学家杜佑所撰《通典》中也说,“三代以前无墓祭,至秦代,始起寝陵于墓侧。汉因秦上陵皆有园寝,故称寝陵。”著名考古学家、辽宁省文物保护专家组组长郭大顺告诉记者:“对于‘古不墓祭’之说,业内一直都有争论,河南安阳殷墟的妇好墓就出土了疑似祭祀的建筑。如今,半拉山红山文化墓地又发现了建筑址,该建筑如果真是用来祭祀,那就把中国在墓地祭祀的传统推进到了5000年前。”

  “从空间分布上看,类似木棺目前已知的出土地点由若羌县楼兰到尉犁县营盘、民丰县尼雅、洛浦县山普拉、和田市布扎克、莎车县喀群、阿克陶县库斯拉甫、塔什库尔干县班迪尔,最后到现在发现的石头城。呈现由东向西,从沙漠绿洲一直到帕米尔高原,大致沿丝路南线分布的状况。从年代上看,从楼兰到塔什库尔干,具有明显的年代早晚关系。”艾涛介绍。

 

(责编:李来玉)

  但探险家斯坦因1900年绘制的石头城平面图上,可以清楚看出内城只有一个北门,在斯坦因和差不多同时代的其他探险家留下的照片中也可以清楚地发现没有南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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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作者在阿房宫前殿进行考古工作
 

  据考古人员介绍:这些柱洞围成一个长方形,南北长约6.5米、东西宽约4.4米,且分布极有规律,三排排列,两两相对,中间那对柱洞底部都有一块大石头,应为支撑建筑的柱础石。考古人员在活动面上发现有大面积的草拌泥红烧土块,推测应是倒塌的建筑物堆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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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头城遗址发掘出土的箱式木棺
 

 

  红山文化自1921年被发现,尤其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不断给人们带来惊喜。从中国古代建筑三台的“鼻祖”,到沿中轴线左右对称的建筑布局、敬天法祖的传统、“唯玉为葬”的礼俗,以及高度发达的祭祀礼仪制度,无不给人一种强烈的暗示:辽西这块红土地同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一样,同样是中华文明发轫的源头。

 

 

  考古发掘工作从石头城遗址以北约150米的乱石小山上开始。在这里,考古队员发现古墓群并进行了局部发掘。从发掘的情况来看,此地巨石纵横,墓葬分布较为杂乱,埋葬深度浅,出土了多具人骨和箱式木棺,部分有被扰乱和破坏现象。葬式基本为仰身直肢,头向不一,死者多为婴幼儿个体。虽然未见随葬品,但从其中出土的箱式木棺分析,此处墓地的年代大致为唐代,也就是说这里应该就是汉唐时期朅盘陀国居民的公共墓地。出土的四直腿关扇式箱式木棺做工考究,工艺复杂,表明当时的木器工艺达到了相当先进的水平,带转轴的关扇式棺盖更是一项重要的工艺,具有鲜明的地域与时代特色。

 

(责编:李来玉)

  2009年12月17日,我受河南省文物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邀请,到该研究所正在考古发掘的安阳西高穴大墓(二号墓)进行考察。经过对西高穴大墓考古发现的墓葬规模、形制、出土遗物等分析、研究,从西高穴大墓时代、级别、墓主等方面判定——这应该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文学家曹操的墓葬。我指出:西高穴大墓的时代应为东汉晚期;从西高穴大墓墓室的规格与设置来看,都反映了墓主人的高等级身份,应是东汉晚期诸侯王级;西高穴位于邺城遗址以西14公里,东汉晚期西高穴一带为邺城所辖,当时曹操被封为“魏王”,邺城就是魏王曹操的都城,在东汉末年去世的“魏王”又只有曹操一人,因此作为邺城附近的东汉晚期诸侯王墓级的西高穴大墓,只能是曹操墓;西高穴大墓之中发现的7件石牌(还有1件是盗墓者交出),均有“魏武王常所用”刻铭,石牌之上刻铭魏武王应与公元220年1月曹操去世下葬的称谓是吻合的;在西高穴村村西,1998年4月村民挖土时发现后赵建武十一年(公元345年)大仆卿驸马都尉鲁潜墓志,其中刻铭有:鲁潜墓与曹操墓均在今西高穴村,也就是说现在发现时代属于东汉晚期的西高穴大墓就是曹操墓;通过西高穴大墓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记载相互印证:西高穴大墓即应为曹操墓。上述“六点”是一组完整的“证据链”,它们互相联系、彼此佐证、逻辑严密。

 

  杜陵挖完以后,1985年负责汉长安城遗址发掘工作的队长已经退休了,考古研究所领导让我主持汉长安城遗址的考古工作。

 

  “学术为天下之公器”,田野考古发掘材料的及时整理与发表,不仅是严肃的学术任务,也是考古学家必须遵循的职业准则。尽管我主持的田野考古工作项目繁多(如汉宣帝杜陵陵园与陵寝建筑遗址、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汉长安城桂宫遗址等),但我要求自己必须对学术、对社会要极端认真负责,这样就必须及时整理、发表与出版各种类型田野考古发掘报告(已经出版我主编的田野考古发掘报告:《汉杜陵陵园遗址》,科学出版社,1993年;《汉长安城未央宫》,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汉长安城桂宫》,文物出版社,2007年),我认为这是自己做学问所必须担负的历史和社会责任。

 

  汉唐帝王陵墓的考古勘查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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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五年在乾陵调查

  据了解,在楼兰、山普拉、布扎克和喀群等地出土的部分木棺上还有复杂的彩绘纹饰,从一些彩绘纹饰上的朱雀、玄武等图案和木棺的箱式结构上看,此类木棺明显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

  汉长安城遗址的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

  箱式棺的起源可能和北魏、唐代粟特人墓葬中的围屏石榻相似,可能也是祆教丧葬习俗和床榻在楼兰地区相结合的产物。在祆教的丧葬习俗中,水、火、土都是神圣的,为避免污染土壤,必须将尸体和土隔离开,所以粟特人往往采用纳骨器盛装尸骨。木棺的四足应该是为避免尸体与土壤接触,而关扇式的木门除方便葬入多个死者外,和床榻上的木门相对应,也是古人视死如生的反映。

  我把建设国际知名研究所,作为自己努力奋斗的目标。我提倡“开门办所”,为了及时介绍、总结中国考古新的发现和研究成果,我们筹划创办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论坛”,创办了英文版《中国考古学》(《ChineseArchaeology》),请进了一批有名望的中外学者来考古研究所进行交流,同时很多有前景的学者,特别是年轻学者被派出国外交流学习,组织了多项中外合作发掘项目。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考古所成为国内、国际考古学界研究中国考古学学术中心。

  艾涛说:“除能实现攻击的突然性外,突门的防御功能也很强。从内城突门现存部分可以看出,突门出口距城外地面还有一定高度,在突门通穿后,出去容易,但攀爬进入城内就比较困难,而且进来后四周还是陡坡和墙壁,就如进入一个瓮城,很容易受到攻击。同时,此处突门的隐蔽性也很强,除城外完全看不出任何迹象外,城内部分四周也有墙体的遮挡,很难被人发现。事实上,当年斯坦因不仅派人对石头城进行了测绘,他本人还专门到城中来过,但他并没有注意到这个突门的存在。”

 

 

  从1985年开始,我首先弄清楚汉长安城的结构。为什么说“以地缘政治为主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国家”是在秦汉时代确立的?在都城考古方面如何体现?都城是国家的政治中心,宫城则是都城的政治中枢。我把宫城遗址考古工作作为都城遗址考古工作的切入点和重点,汉长安城遗址考古工作,在基本搞清楚其布局形制的前提之下,我首先把宫城——未央宫遗址的考古工作作为突破口。

石头城遗址全景
 

 

  “突”在这里就是突然、突击的意思,突门就是正式城门以外的秘密出口,以便守军战时出其不意地从突门出击或偷袭敌人。突门最早见于战国时期《墨子·备突》对城防设施的记载:“城百步一突门。”唐代杜佑在《通典》里有具体的描述:“凿城内为闇门,多少临事,令五六寸勿穿。或於中夜,於敌初来,营列未定,精骑从突门跃出,击其无备,袭其不意。”

 

 

 

箱式木棺复原图
 

 

 

 

(原文刊于:《光明日报》2017年02月08日09版)

  “发展”、“扩大”、“深化”中国考古学的担当

 

  曹操墓的发现、考察和确认,不仅是我国考古史上的大事件,也是引起重大影响的文化事件。对于这项考古发现,在更多的认可、肯定之外,“质疑”之声不断。《人民日报》为此撰文《曹操墓:何尝不是里程碑》,其中有一段精彩的评论:“你不得不承认,中国人现在对各种真相有着一种近乎病态的饥渴,对于各种不诚信的质疑达到了极致的程度,曹操墓何尝不是一个里程碑?如果能够将之转化为一个帮助公众恢复对社会基本信心的机会,如果考古学家真的能证明这次考古经得起铺天盖地的质疑,能够证明还有一门学问有着严酷的学术规范,那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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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考古队沉浸在发现箱式木棺的喜悦中时,另一个重大发现让他们无意中破解了一个学术界争论多年的问题。

 

 

  1982年,所里再次提出希望我去做汉长安城遗址考古工作,我当时考虑的是,汉长安城遗址考古工作从1956年就开始了,现在我要承担汉长安城遗址考古工作之前,必须先想好怎么做。我想“陵墓若诸邑”,于是想从汉帝陵如何折射都城制度入手开始考古工作。我的切入点没有落在汉武帝茂陵,而是选择了西汉时代“中兴”皇帝———汉宣帝刘询的陵墓(杜陵),它的最大特点就是汉代的陵墓制度在这个时期是最守“规矩”、有“章法”的,也就是说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在这里,我们夫妻俩,以每年10个多月的田野考古工作,从1982年做到了1984年。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文博馆员艾涛日前向记者透露,2016年他们在对新疆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石头城遗址进行考古发掘中有重大发现:朅盘陀国公共墓地被发现,并发现精致箱式木棺,体现出这里与中原文化的一脉相承。学术界争议多年的石头城是否存在南门问题得到证实,南门不仅存在,而且是个突门。

  曹操墓的考察和确认

  在对石头城内城的南门进行发掘时,他们发现,与保存较好、结构清楚的北门相反,现存的所谓南门仅仅是一个已经坍塌的豁口。多年来,学术界关于这个南门的争议很多,甚至是否存在也说法不一。此处墙体断面比较规整,部分由土坯整齐地垒成,门柱的痕迹还很清晰,在城内的对应部分有类似瓮城的构造,显然,这里的确应该是一个城门。

  汉宣帝杜陵的考古勘探与发掘

 

  我和我的夫人,在那里开展了整整两个年头的田野考古工作。现在我们的考古发掘一般一年出去4个月左右,因为都有家,有孩子。我们夫妻俩在一起,也就无所谓了,孩子原来撂在北京我爱人家,后来送到天津我父母家。在栎阳发掘的两年时间里,我一年四季都在工地,过完春节就去,到12月份再回北京汇报工作。我们有时开玩笑说,我那时一年的田野考古工作量,相当于现在三年多的工作量。一般来说,田野考古夏天就停了,但是我们没有停止过,真是争分夺秒地在那里工作。1980、1981年七八月份的时候,田地里的玉米已经长起来了,因为天气热,我穿的是背心,玉米叶子刮在身上,留下了一道道血痕,再伴着汗水,身上的血痕像洒了盐水一样。这个遗址的面积很大,东西有两三千米,南北有两千多米,我不可能全部发掘,就采取点、面结合,发掘与钻探结合方法开展田野考古工作。当时,我们住在知青回城以后留下的知青点,雇了当地的一些年轻小伙子。记得生产队一天10个工分值,仅值几毛钱,而他们跟着我们干一天,就可以给他们一块多钱。他们干劲很大,这又鼓舞了我的田野考古信心。

 

  阿房宫遗址的考古勘探、发掘与研究

 

 

  1962年我以第一志愿考入了北京大学历史系。我的考古专业课主要是吕遵谔先生的旧石器时代考古、严文明先生的新石器时代考古、邹衡先生的夏商周考古和俞伟超先生的战国秦汉时代考古,刘慧达先生为我们开设了考古绘图课。北大的学生时代,还使我有幸近距离接触到许许多多学术大家,我聆听了翦伯赞、齐思和、周一良、邓光明等史学大师的学术报告,目睹了学术大家郭沫若、冯友兰、朱光潜、周培源、金岳霖、冯至等先生的学术讲演风采,他们的报告、讲演,扩展了我的知识兴趣,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1979年,考古研究所希望我做汉长安城遗址考古工作,但是我考虑到汉长安城遗址是一个学术内容十分丰富、涉及研究领域异常庞大的考古学课题,为了慎重起见,我提出先做秦汉栎阳城遗址的考古工作,以此取得经验,再进行汉长安城遗址考古工作会更好一些。研究所同意了我的要求。

  秦汉栎阳城遗址的考古勘探与发掘

 

 

  (原文刊于《人民政协报》2017年2月20日12版 作者系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任、学部委员)

  1993年底,我走上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领导岗位,我意识到从此开始我已经不只是一个考古学者,我的肩上有了一副中国考古学的发展重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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