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汶川地震再看喇家遗址,中乌联合考古取得重要进展

 

   
“5.12”汶川大地震发生以来,及时跟进的新闻报道,让全国和世界都目睹了许多地震的灾难现场和灾难现象,而且从中还看到了在大地震中人们所展现出来的人性光辉。汶川大地震给了我们一次悲痛的又是深刻而真实的地震科普教育。很多人,包括不少并不直接做考古工作的人,都不免把青海民和喇家遗址发现过的一些现象,同这次汶川地震灾区所见所闻的灾难场面联系起来,有一个相互的比照。通过这进一步直观比较,从而使我们可以更加相信和肯定喇家遗址的灾难现场就是古代地震灾害的现场。
    一
   
人们最感惊异的,就是怀抱小孩和护佑孩子而被掩埋在房址废墟里的现象。在古今两个不同的现场,他们(她们)又是多么的相似!在汶川大地震重灾区的瓦砾下,救援时发现了无数起这样的感人场面。其中有父母等亲人护卫着孩子的,也有不是亲人的大人保护儿童的现象,还有很多老师保护学生的感人场面。这是一种非常伟大的人性表现,就这点上看来古今都一样。很显然,这些现象和所谓的“居室葬”,根本就不是一回事。这种现象只可能反映出那种突发灾难的真实现场和可歌可泣的人性美。
   
在喇家遗址上迄今为止发现的保存下来的这种大人保护小孩的雕像一般的状态和姿势的人骨架,一共有4处这样的场面。分别在F3、F4、F7和F23的室内地面被发现,其中F3和F4分别发现的是成年女性怀抱幼孩,她们都是双膝跪地依偎在墙角壁下,紧紧搂住孩子。很自然地表现出在地震灾害发生时,人们的那种本能反应和爱护弱小的人性闪光点。还有F7的人骨现象,表现了先民向门外逃生的方向,并且在房倒屋塌的瞬间,母亲用左臂和前胸护住孩子,但身体却被塌毁下来的建筑顶部土块压成了扁体状。F23的人骨似是一位父亲,他的右臂护住小孩,整个身体被压变成了扭曲状,却仍然把孩子裹在自己身体下面保护着。在F4内,还有更多的孩子,他们依然大护小,相互佑助或偎在一起,能够看得出,当时每个人相互之间关爱的那种情景。这些都充满了人间大爱。
   
当然也有不和谐的现象,在F7的门道处,好像是一个成年男人不顾他人先跑到了门口,结果还是被垮塌的建筑埋没。由于门口现存为断崖,没有能够保存完整人骨架,只残留一条腿可以作出判断。在室内还有一个可怜的小孩,被压扁在地。
   
除了这些人骨架的丰富表现,还有大量人骨都有骨折现象和动作姿势严重变形、甚至极为异常的状态。这些现象最好的解释就是地震发生时人被重压或重力击倒,造成了身体的非正常受力,应该说都是在地震中被突然倒塌挤压所致而表现出来的突出特征。
    二
   
喇家遗址还普遍有房址变形和坍毁破坏、大量现场坍塌堆积等现象,而且室内地面有比较俱全的残毁家什物品保留,这也应与地震突发灾难相关。同时,现场发掘中还有许多喷砂和地裂缝、地层错位等等情况。在汶川地震中,我们看到报道出来的喷砂喷水现象似乎还不多,不过从网上我们还是找到了一些相关资料,有细心的专家在一些地方也找到了这次汶川地震的喷砂现象。“在岷江的高漫滩粉细砂分布区,发现了广泛分布的沙土液化(喷砂冒水)现象,属于典型的地震次生地质灾害”。甚至在德阳等平原地区某些地方也出现了液化喷砂现象。据认为喷砂现象一般反映强度较大的破坏性地震,如果烈度在6~7度以上就可能在适当的含砂地质构造地区的地下会造成砂土液化,随着地裂缝或砂管等孔道而喷砂到地面,形成沙丘或沙子堆积,有的还会随水流形成流沙现象。显然汶川地震的喷砂主要是在存在沙层的地带发生。喇家遗址位于黄河二级阶地上,地下有丰富的沙层结构,因此砂土液化和喷砂现象较为普遍。
   
喇家遗址的地裂缝,在遗址上的发掘中,已经发现的最宽有50厘米左右的,一般在10~20厘米不等,而几厘米宽度的裂缝很多。喇家遗址地层错位最大可以达到约1米左右。在喇家遗址附近区域,从卫星图上可发现有一些明显的滑坡体,只是目前还没有进行相关的多学科考察和测定,暂时还不能够确定其时代是否与喇家遗址灾难同时。
   
而相当重要甚至是更加重要的是,地震学家提供的已有科学资料告诉我们,在喇家遗址所在的附近,就有两个地震断裂带存在。它们分别是拉脊山断裂带和西秦岭断裂带,都有一部分经过或延伸到了官亭盆地西部,有可能造成喇家遗址当时的地震发生。不过要进一步判定,这仍然还是需要地震科学家通过科学的方法进行专题的研究和论证。
    三
   
喇家遗址发现了明确的地震与洪水的相连续的地层关系。多学科研究表明,地震在先,洪水在后。连续的地层关系说明,地震与洪水是在比较近的时间里相伴而来的。曾经在喇家遗址环境考古会议上,有多位学者倾向于认为,可能是地震造成了下游堵坝,形成黄河洪水泛滥到二级阶地上。后来又有多位学者提出推测,怀疑是上游黄河被堵,随后形成溃坝从而造成喇家遗址的黄河洪水泛滥。其中包括现为青海省的一位副省长,就曾较早地提出过这样的推断。而这个说法,现在从汶川地震出现的大量次生灾害的堰塞湖现象中,得到了比较容易理解的支持,也成为了目前一个疑似的依据。
   
对于喇家遗址上发现的洪水地层现象,至今还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因为它不像汶川地震中出现的堰塞湖现象那么简单,而且汶川地震堰塞湖的洪水灾害经过排险并没有发生。就喇家遗址目前所知,洪水红土地层至少可以分为几种:一是早期的,早于齐家文化之前已有洪水地层,这在喇家遗址新近的发掘中已经发现和证明,它被齐家文化的地层和房址所叠压或打破;二是与齐家文化的喇家遗址灾难直接联系的洪水地层,在一些房址里和低洼的地层中就有大量洪水形成的红土淤泥进入,并且还渗入到了地震废墟的缝隙之中,甚至趁隙渗进了地下,显然是紧接着地震灾害而来的大洪水,这很有可能即是堰塞湖溃坝造成的巨大洪水;也有国外学者认为喇家遗址的洪水总体是山上冲下来的泥石流或山洪;对于喇家遗址是否存在过山洪泥石流,国内学者们还有着不同的意见;其实喇家遗址发现的洪水地层据认为有10几层之多,根据夏正楷等找到的一个比较好的自然剖面的反映,被称其为14个旋回,如果说这些很多次的洪水能够被充分肯定,那么,显然后面的若干次洪水与堰塞湖可能就并没有什么关系了。这样看来,关于喇家遗址洪水的问题,就有这么多的解释和理解,足以说明了它的复杂性和与环境的错综关系。
   
对于堰塞湖,可以说是山区地震灾害中最容易发生的一种次生自然灾害现象,在这次汶川地震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而在此之前,一些学者们早已经注意到了喇家遗址地震灾害有可能出现的堰塞湖现象。在汶川地震之前的一个时期,在青海野外工作的北京中国地震局地质所和兰州大学的不同专家,就已经在喇家遗址所在地以上的黄河上游积石峡,分别观察到和调查到了黄河阶地上的全新世以后的大片湖相沉积地层和大面积的滑坡体,其所处地势和位置,促使他们都很自然地重视或注意到并与喇家遗址的地震和洪水联系起来。
   
而判断这个湖相沉积的年代是否与喇家遗址相关,就成为相当重要的关键。2008年5月下旬,考古学与地学的合作研究,开始了为期一周的野外调查,在野外工作结束之后相关研究仍在进行中,有望提供喇家遗址研究新的科学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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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中国文物报》2008年7月11日第7版)

 

  高大伦说,在越南前后工作近三个月,发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是亲手发掘出了与三星堆同时期的,与三星堆文化有一定联系的一批遗物遗迹,收获远超预期。至此,川陕两家考古院在越南的考古发掘为中国考古走出国门开了个好头。此次考古犹如蝴蝶扇动的翅膀,其后,国内机构陆续开启去俄罗斯、肯尼亚、老挝等地的考古工作,中国考古逐步走向世界。

  三是确认古代月氏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厘清古代月氏与大夏(巴克特里亚)、贵霜、粟特等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深入开展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工作,获得全面系统的考古资料和科学依据。

从上到下依次为出土的陶釜、玉器、陶豆、玉器。资料图片

  四是西北大学开展的中亚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深入了解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文化传统、促进我国与相关国家的相互了解和理解等方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当年中国考古队对义立遗址中的义立寺南部的区域进行发掘,发现各类遗迹78处,其中冯原文化时期的文化遗存77处,并出土大量的石器、玉器、角器及陶器残片。

  记者从9月26日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研讨会上获悉,由西北大学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开展的中乌合作西天山西端区域古代游牧文化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项目取得重要进展:在苏尔汉河流域周边的山前地带,分布有古代游牧文化遗存,这些遗存可能与古代月氏有关。这为考古界和学术界进一步确认古代月氏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和探讨月氏与贵霜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赴越考古 跨国合作

 

  川陕联合考古队认为,以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三星堆文化对周边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越南冯原文化亦受到其深刻影响。冯原文化发现的玉戈、玉璋、T字形玉环、玉璧等与长江上游地区的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同时期的同类器物,无论是器形、制造工艺、纹饰等均极为相似。

 

 

(原文刊于:《光明日报》2016年09月27日07版)
 

 

  一是在乌兹别克斯坦苏尔汉河流域及周边山地的考古调查和已有考古发掘资料表明,公元前1世纪,在阿姆河以北的苏尔汉河两岸分布的一批古代城址为代表的农耕文化,应属早期贵霜文化。在苏尔汉河流域周边的山前地带,分布有同时期的古代游牧文化遗存,这些遗存可能与古代月氏有关。

  为重构南方丝绸之路提供新线索

  西北大学教授王建新带领的学术团队从2000年开始,通过从甘肃到新疆持续16年的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初步确认古代月氏在中国境内的原居地应该是以东天山为中心的区域,纠正了长期以来将该区域置于河西走廊西部的误解。

 

  二是在萨扎干遗址所获考古发掘资料表明,撒马尔罕盆地南缘的西天山北麓山前地带分布的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的古代游牧文化遗存,应属古代康居文化,与《汉书》等古代文献的记载是相合的。

 

 

  冯原文化因1959年冯原遗址的发掘而命名,迄今为止,已调查发现100余处冯原文化时期的遗址,其中70余处经过正式发掘。中国学者对越南文化的研究较晚,其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西南与越南的关系等。

 

 

  据王建新介绍,到目前为止,中乌合作考古主要取得了几项成果:

  “作为一个大国,经济要出去,文化也要出去,甚至在有些地方,文化还应该先行。与别的国家打交道,首先要了解别人的文化,考古是途径之一。”高大伦建议,考古走出去国家应该通盘考虑,上升到国家战略和国家行为方面来,这是一个大国应该有的担当。他希望高校培养更多的对外考古人才。

  2013年12月,西北大学与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撒马尔罕签署了关于“西天山西端区域古代游牧文化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项目的合作协议。双方连续多年的考古调查,全面了解了古代游牧文化遗存在乌兹别克斯坦南部的分布状况,新发现了大批遗址,包括一些古代游牧文化的大型聚落遗址,填补了以往研究的学术空白。

  1992年,高大伦参加一次在香港举行的东亚古玉研讨会时,越南学者表示可和中国学者共同研究并且欢迎中国考古机构到越南调查发掘,高大伦怦然心动。2004年,高大伦参加了中越边境学术考察,第一次在越南博物馆见到与三星堆文物相似的玉牙璋实物,当即与越方商讨合作考古的可能。为壮大野外考古实力,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还请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一同参与。

 

 

  (原文刊于:《光明日报》2016年08月26日09版)

  今年7月,一部凝聚十年心血的考古报告《越南义立冯原文化遗存发掘报告》正式出版。始于2006年,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在越南进行的田野考古发掘,可谓国内考古机构第一次在国外独立完成的田野考古,具有中国考古走出去的破冰意义。

  2006年,由四川省考古研究院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组成的考古队前往越南永福省义立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中方考古队到越南后,越方积极配合,在圈定大范围后,考古队可自己选点。经过前期的选点和勘探,最后考古队选定在越南永福省义立遗址作为发掘地点,先后共布了4个探方。

  越南义立冯原文化遗存发掘考古涉及的冯原文化在越南可谓知名度极高,大致为铜石并用时代至铁器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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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80年代,一批关注东南亚考古的中国学者就已经注意到——越南北部青铜至铁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与四川地区同时期或稍早时期的考古文化面貌存在着某些相似性或一致性,越南北部的永福省和富寿省还陆续出土了几件形式与三星堆文化同类器极其相似的玉器(牙璋)。有关古蜀国与位于现越南北部的古文郎国的交流和来往,在中越两国的史籍中均有或多或少的记载和暗喻。因此,了解四川盆地与越南北部青铜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关系,特别是三星堆文化对东南亚文化的影响对中国考古工作者极具吸引力。

  川陕联合考古队的研究表明,义立遗址遗存的年代在冯原文化的中期偏早阶段,其绝对年代当在距今3500至3700年之间。澜沧江流域、广西的部分遗址与义立遗址有接近的地方。

  作为越南义立冯原文化遗存发掘的发起者,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高大伦说,本次发掘是中越两国之间的首次联合考古发掘。它对于研究越南北部青铜时代早期文化以及其与中国华南、西南地区青铜时代文化的关系和交流、了解三星堆文化的辐射范围、去向等具有重要意义。

 

  此次考古发掘为重构“南方丝绸之路”提供了新线索。高大伦说,随着考古工作的持续开展,将能够清晰呈现从三星堆到越南的宏大历史背景,为新时期“丝绸之路”的建设提供宝贵依据。

 

  在越南发掘期间,中国考古队的工作得到了越南国家博物馆的首肯。时任考古队领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工作站站长雷雨回忆,洛阳铲在越南考古工地发挥了很大作用,令越南同行大感兴趣,这也是首次在越使用洛阳铲进行考古勘探工作。我们的考古从调查、发掘,到修复、整理自成体系的理论方法也在越南的考古工地中得到了较好的应用展示。

  此次考古也论证了从四川至越南的文化通道,较为快捷的是南方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以成都为起点,向南分为东、西两路。西路沿牦牛道南下至大理,东路从成都平原经五尺道至大理。两道在大理汇为一道继续西行,经保山、腾冲,抵达缅甸密支那;或从保山出瑞丽进抵缅甸八莫,跨入外域。南方丝绸之路国外段东线包括从四川经云南元江下红河的红河道,和从蜀经夜郎至番禺(今广州)的牂牁道,经由此道发展了西南与东南沿海地区的关系。

  经过此次考古证实,在张骞凿空西域、开通北方丝绸之路以前,南方丝绸之路一直是通往东南亚、西亚的唯一通道,该通道所发挥的作用,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也就是越南的冯原文化时期。

 

 

 

  报告认为,如果将视野放得更广一些,就会发现在从四川成都至东南亚地区,特别是越南,沿线的遗址中有很多的相似文化因素,这些文化因素中尤以刻画纹陶器最有代表性。从四川的凉山州安宁河流域,到云南的新光,再到云南的保山市,最后到广西的感驮岩和越南的冯原文化这一个广大的地区,在中国的商周时期,从长江上游至东南亚地区,出现了不同层次、不同规模的文化交流活动,这些交流活动增进了各个区域之间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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