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tway必威官网】河南浚县黎阳仓遗址考古获重要发现,陶寺考古初显尧舜时代的

正在发掘中的漕运沟渠遗存

  龙崇拜。《竹书纪年》传说尧母庆都感于赤龙而生尧,尧曾梦攀天而上。陶寺早期元首墓中出土龙盘,画面中赤龙攀天而上,恰似《竹书纪年》相关传说的生动写照。

   
于建军大胆推测,这里两三千年以前的环境和现在相比,地形变化不大,但是地貌却发生很大的变化,因为这里有水而且很平坦,以前肯定是水草丰茂,据当地牧民说,在十几年前或者是更早一点这里草场保护的非常好,但现在荒漠化了。

H71出土的方石臼

 

   
墓葬葬式均为头向西、脚向东,有少量的双人葬、曲肢葬,还有多人葬。此次考古发掘出土的陶器绝大部分是实用器,均为手制,素面,器底多见小平底、圆底;铜器有短剑、箭镞、铜刀、铜镜等,另外还出土有石器、箭囊等多种文物。

 

 

 

 

  《尧典》说尧的文德光辉“光被四表”。根据汉儒的解释,四表是以地中中表为基点,对于大陆四至与大海之间畔上(今称海岸线)的标志点的指称,用圭表测影的数据来标定。由此推测,陶寺文化以陶寺城址的纬线约N35°53′,寻找欧亚大陆的东表点,今胶南市朝阳山嘴矶头,濒临黄海灵山湾,属古嵎夷;西表点位于今叙利亚拉塔基亚省,濒地中海,有可能古属流沙;按照陶寺经度线约E111°30′寻找南表点,位于今广东阳西沙扒月亮湾,濒南海,古属南交;北表点位于俄罗斯拉普捷夫海南岸上,濒北冰洋,古属狭义的幽州。先秦文献记载四海之内东西28000里即7000公里、南北26000里即6500公里。陶寺文化东西两表间距7563公里,误差率7.4%;南北两表间距为6113公里,误差率6%。由此表明陶寺四表的真实存在被隐藏在《尧典》“光被四表”四字之中。

   
随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人员进入墓地进行抢救性挖掘。据参加挖掘的副研究员于建军介绍,此古墓葬群距今已有两三千年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青铜时代晚期乃至早期的铁器时代,最晚可追溯到汉晋时期。这片古墓葬遗址应该是古代游牧民族的聚居地。共发掘古墓葬53座,墓葬类型主要以圆形石堆墓为主,还有部分在新疆比较罕见的墓葬类型。如一种墓葬最外层是方形石围,最里面有圆形石圈。这种墓葬过去只在欧亚草原上发现过,在新疆还不多见。墓室结构最下层有圆形篷木,上层也用树木把人的尸体盖住。

   
通过对现有资料的初步分析,判断黎阳仓遗址先后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地下储粮时期,仓城及仓窖建于隋初,废弃的时间大约在唐代中期以前,可能会早到唐初。第二阶段为地上仓储时期,北宋时期的仓库可能始建于北宋早中期,废弃时间大约在北宋晚期,当时是否也建有仓城,有待于进一步考古工作证明。这两个时期黎阳仓的建置与存在原因,应当均与南北大运河永济渠(北宋又称“御河”)有重要关联。

 

   
据昌吉市文物局介绍,此案发生后,昌吉州、市文物部门于2012年5月23日立案调查。执法人员在随后的调查取证过程中,证实了违法事实。认定该企业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十七条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六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决定给予该企业罚款人民币5万元的文物行政处罚,并于2012年6月11日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该企业在法定的期限内履行了行政处罚决定。鉴于该企业在违法建设施工后,能积极配合文物部门执法工作,同时对违法行为也有正确的认识,态度较好,并书面保证配合文物部门做好考古勘探、考古发掘工作,尽量恢复施工前的墓群周边地理环境。此案于2012年6月15日结案。

   
2号建筑基址位于仓城中部,揭露面积600余平方米。基址亦呈东北至西南向,已清理南北长度约28米,宽约25米;共清理出柱础19个,柱洞10余个;柱础分圆形或近圆形和长方形,圆形或近圆形的柱础直径0.9~1.3米;长方形柱础大的长2.3米,宽2米;小的长1.6米,宽1米;深约0.38~0.49米不等;柱础的形状的不同,与建筑结构需要有关,个别位置两种柱础交叉使用。2号建筑基址柱础间距东西较宽,3.0~5.0米左右;南北较窄,约在3.0米。

 

    本报昨日9版报道《法人违法令文物保护防不胜防 新疆一施工单位擅自开工
努尔加水库汉唐墓葬被毁》后,立即在该古墓所在地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和昌吉市文物界引起巨大反响。今天上午,昌吉市文物局有关领导专门打来电话,向记者通报了此事的最后处理过程。

   
黎阳仓是隋代著名粮仓之一。据《隋书·食货志》等史书记载:“开皇三年,朝廷以京师仓廪尚虚,议为水旱之备,于是诏于蒲、陕、虢、熊、伊、洛、郑、怀、邵、卫、汴、许、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运米丁。又于卫州置黎阳仓,洛州置河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转相灌注。漕关东及汾、晋之粟,以给京师。”这是黎阳仓建置之始。随后,由于南北运河的开通,黎阳仓成了隋炀帝经略东北边境的物资供给后方基地,但也成了瓦岗起义军从失败走向强盛的转折之地。北宋晚期画家、诗人张舜民在其《画墁录》中记有:“予尝登大伾,仓窖犹存,各容数十万,遍冒一山之上。”这说明至北宋末年黎阳仓遗迹犹存,后逐渐湮没而失去所在确切位置。新中国成立后虽经过多次文物调查,但始终没有确定黎阳仓遗址的确切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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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ay必威官网,  最早的测日影天文观测系统 

   
在仓城北中部发现一处漕运沟渠遗迹,南北向,口宽约8米,与仓窖的地层年代一致,渠的南端发现有砖砌残墙遗存。在沟渠西北侧,勘探出一东西长40米、南北宽25米夯土台基。从仓城的总体布局推断,仓城的西北部应为粮仓漕运和管理机构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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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发掘的彩绘龙盘中,最大的一件高8.8厘米,口径37厘米,底径15厘米。其盘口向外敞开,口沿斜折,盘中的龙用红白黑彩色绘制,身子卷曲,如C型,有双排鳞甲,口内衔着一羽毛状物,何驽说是麻黄草。有专家认为龙盘应属部落联盟的盟徽即龙族族徽。多数学者认为陶寺文化中的彩绘龙盘,应是中原龙文化的先河。虽然早在6000年前,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等地就出现了龙,但那时的龙只是“吉祥物”,只有到了帝尧时即陶寺文化时期,龙才被作为集团君权与神权结合的象征的图示提上了“政治舞台”,成为代表“国家”意志的“国徽”,从而使之成为民族精神凝聚的象征。

   
已发掘清理的3座隋代仓窖(编号为C6、C16、C18),直径均约8米。C6窖口直径约12米,窖口至窖底现深3.2米;窖口周围清理出12个圆形或长方形柱础遗迹。C16窖口至窖底现深约4米,在已解剖的东半部窖口半周发现均匀分布4个近圆形柱础,直径0.26~0.52米。C18窖口至窖底深约2米,在已解剖的南半部窖口半周发现有5个方形柱础,大的长0.60,宽0.35米;小的长0.35,宽0.30米,窖底中心有中心柱础遗迹。窖内填土以自然淤积为主,表明这些仓窖废弃后经历了一段自然的淤填过程。依据仓窖内出土的遗物,结合叠压在仓窖遗存之上的北宋时期地面建筑遗存分析,黎阳仓的废弃时间大约应在唐代中期以前。这与文献记载和传说中的隋代黎阳仓所处年代相吻合,与洛阳含嘉仓、洛口仓废弃年代亦大体一致。

 

   
从地层叠压关系和出土遗物的时代特征分析,出土的近百件带“官”字款建筑材料板瓦都具备北宋时期的特点。因此,推断地面建筑的年代应属于北宋时期,为当时黎阳仓库房建筑。

  考古发现都城要素最齐备的都城遗址 

   
1号建筑基址位于仓城中部偏西,揭露面积900平方米。基址呈东北至西南向,南北长50余米,东西进深约12米;共清理出柱础38个,分圆形和近圆形,直径大小在1.30米左右,深0.38~0.50米不等;柱础间距2.9~3.20米左右。

  所谓中国,最初概念的缘起从字面上解读,应当是最初始的本义。“中国”本初概念显然由“中”与“国”两个子概念组成。“中”是“地中”或“中土”,“国”则是国家。只有当地中概念与国家政体合为一体时,才能形成“中国”本初概念。《周礼》记载,建王都必在地中。而地中的标准由某些历史上政治霸权中心所确定的当地圭表测量夏至影长来标定。《周礼·地官司徒》明确指出,地中标准为夏至影长1.5尺。同理,《周髀算经》所记载的1.6尺夏至影长数据,则是另一个地中标准。

 

  发现了目前为止世界上最早的屋顶装饰材料——板瓦 

   
为配合中国大运河(隋唐永济渠)“申遗”工作,在国家文物局的科学指导和河南省文物局的大力支持下,2011年10月以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浚县文物旅游局合作,对文献记载中黎阳仓遗址可能的位置地点——浚县城关镇东关村前街东关囤上遗址(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勘探,确定该遗址就是黎阳仓遗址,位于大伾山北麓,东距215省道约600米。因地处今浚县县城城区内,部分遗址已被东关村居民住宅所占压。在大伾山北麓可勘探的区域内进行的勘探中,发现与黎阳仓有关的主要遗迹有:仓城城墙、护城壕沟、夯土基址、仓窖遗迹、大型建筑基址、道路、墓葬、沟渠和灰坑等。

 

   
黎阳仓城依山而建,平面近长方形,东西宽260米,南北残长300米,周长约1100米。仓城城墙为夯土筑成,夯层厚0.10~0.15米,最厚为0.20米左右,夯窝直径0.05米左右。由于黎阳仓所在位置的坡状特点,城墙以对原地面略加平整就地夯筑而成。保存较好的仓城西北角北墙残宽6.2米,残高1.5米。经过发掘的仓城东城墙呈东北、西南走向,通过探沟解剖得知,墙体距现地表深2.9~3.15米,残宽5.5米。护城壕位于东墙东侧3.5米左右,宽3.9米。壕沟底中部发现与沟同向的两排密集柱洞,柱洞的直径在0.12~0.18米之间,是否为木桥遗迹,有待于进一步考古发掘才能确定。在东墙外侧约10米处还有另外一道壕沟。值得注意的是,在东城墙与护城壕之间的宋金时期地层下清理出一座五代墓葬和一座北宋时期墓葬,表明这里的城墙和护城壕早在五代就已废弃。

  《周易》豮豕之牙与尧舜之上政。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周易·昭力》解释《周易》“豮豕之牙,吉”的含义就是修兵不战而屈人之兵,此乃《周易·系辞下》“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之谓也。陶寺中期元首墓ⅡM22头端墓壁上,以公猪下颌骨(豮豕之牙)为对称轴,左右各摆3柄带彩漆木把的玉石钺(玉兵),正是豮豕之牙的图示,象征修兵不战的文德治国理念。

   
黎阳仓遗址的考古发现为中国大运河的“申遗”提供了隋代运河(永济渠)开凿和利用的珍贵实物证据,说明北宋时期永济渠对巩固北方边境仍然具有重要战略作用,为研究中国古代官仓的建设和储粮技术发展增添了新的考古资料,也印证了史籍中对黎阳仓的有关记载,同时,为黎阳仓遗址的有效保护提供了基础性材料。(《中国文物报》2013年3月1日8版 
郭木森 马晓建 赵宏)

  陶寺已发掘的早期王族墓地面积约4万平方米,发掘并清理了1300余座。中期王族墓地约1万平方米,其中最大的元首墓ⅡM22长5米、宽3.75米、自深7米。

   
黎阳仓遗址的考古发掘始于2011年12月,目前已完成发掘面积2800多平方米。清理涉及黎阳仓仓城城墙与护城壕,3座隋唐时期仓窖遗存,隋唐时期专用漕渠(南端),以及不同时期墓葬11座,灰坑100余个,路1条,灶15
个,同时还清理出北宋时期大型建筑基址2处等。

  陶寺遗址除城墙之外,具备了功能区划十分明确的宫城(宫殿区)、王族墓地(王陵区)、祭天(观象台)和祭地礼制建筑区、君权控制的仓储区(国库)、工官管理手工业作坊区、普通居民区,甚至早期还有下层贵族居住区等,是中国史前考古发现的功能区划最为齐备的都城遗址,成为判断史前都城遗址的考古要素典范。

黎阳仓遗址全景俯瞰
 

  陶寺遗址今属临汾市,在文献中称为“尧都平阳”。所以,判断陶寺城址的主人首先应考虑“帝尧”。然而要证实这一点,则需将陶寺遗址考古资料与文献关于尧舜的记载进行系统对应,得到比较完整的证据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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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陶寺晚期宫殿区废弃后的大量建筑垃圾中,出土了大块装饰戳印纹白灰墙皮和一大块带蓝彩的白灰墙皮、红硬似砖的夯土台基表面残块、建筑材料陶板残片。其中陶板瓦100余片,也是世界上目前发现最早的板瓦。

 

 

   
另外,在对黎阳仓遗址进行考古工作的同时,我们对与黎阳仓关系密切的黎阳城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勘探,在距黎阳仓遗址东约600米处,首次确定了黎阳故城的范围和位置,明确了黎阳仓与黎阳城的相对位置关系。现已查明与黎阳城有关的遗迹有城墙、护城河、夯土台基、排水设施和道路等。初步探明黎阳城城池南北长2250米,东西宽800米,面积近200万平方米,与文献记载中黎阳仓在黎阳城西南的地望完全吻合。在调查中发现了大量唐宋时期青瓷器等遗物,为确定城址的时代提供给了实物证据。黎阳城遗址的调查与勘探,为佐证文献记载中的黎阳城与黎阳仓的一体关联提供了重要的考古依据。

 

   
在遗址中部区域的考古发掘中,发现叠压在废弃的隋唐时期仓窖遗存之上的是一处具有大面积夯土基础的建筑遗存,目前已清理出东西并列的两座大型建筑基址(编号为1号建筑基址和2号建筑基址)。

  多种证据显示陶寺都城遗址就是尧都 

   
在1号和2号建筑基址之上,清理出大量的砖、瓦和吻兽等建筑材料遗物,其中带“官”字印戳的板瓦块多达近百件,说明了建筑的官方性质。

 

 

 

 

 

   
目前已探明储粮仓窖84个,口大底小,皆为圆形;口径大小不一,小的8米左右,大的14米左右,大多在10米左右;窖底距现地表最浅3.8米左右,最深约7米。总体上看仓窖排列基本整齐有序,仓窖南北向大致有七排,东西向排列,除东北部外,每排10个左右,排与排间距10米左右;窖与窖间距最近的3.5米,最远的10米;第六排与第七排比较特殊,间距最窄处8米,最宽处23.5米,在最宽处一段无规律的分布着大小不等仓窖7个。这些仓窖窖底多数距地表深6米左右,个别的在7米以上。

  《尧典》说“寅宾出日”。陶寺观象台东11号缝从夯土台基芯看,就成了一个门。从这个“门”可以看到冬至至4月26日、8月14日至冬至日日出,站在夯土台基芯上可以举行迎日仪式,这正是所谓“寅宾出日”。

  综上所述,陶寺遗址考古资料很明显能够同传统文献关于尧都和尧舜史迹比较体统地对应,初步形成了相对完整的考古与历史文献对应的证据链,这不由得使我们相信,陶寺都城遗址就是尧都。

  陶寺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揭示出陶寺城址的都城性质,中期外郭城面积280万平方米。宫殿区(或宫城)、王陵区、观象祭祀台、地坛、工官管理手工业作坊区、大型仓储区、下层贵族居住区、普通居民区,不仅构成宫城与郭城双城制,而且构成了完备的都城功能区划。陶寺晚期的政治报复行为、独立仓储区的国库性质、元首墓葬诸多的王权标志物、陶寺文化遗址群向心型的中心与区域的关系等,都充分说明陶寺都城遗址所代表的社会已经进入国家社会。因此,迄今为止,陶寺是最符合“中国”本初概念的政体——地中之都,中土之国。

  《论语》说,帝尧禅位给舜的时候叮嘱:“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陶寺圭尺、玉琮游标构成完整的“中”。“中”是西周之前乃至史前时期对圭尺的称谓。圭尺以其测晷影制定历法以及天文大地测量功能,被作为象征王权的权杖,故而掌握权柄称为“允执其中”。

 

 

链接 

 

 

 

 

  构成完备的都城功能区划 

 

  陶寺城址是目前发现的黄河流域史前第二大城址。遗址东西宽约2000米,南北长约1500米,总面积约300万平方米。中期城址面积约280万平方米。它结构布局较为复杂,夹板石砸夯土小板块的主要建筑方法比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古城的堆筑法前进了一大步,但是落后于夏商时期城垣和夯土台基集束棍夯法,这些都说明陶寺城址正向城址发展的高级阶段迈进。

  黄河流域史前第二大城址 

  陶寺古观象台与圭表共同组成了当时世界上最早、最先进的“测日出方位”、“观正午日影”的天文观测系统。2009年6月21日(夏至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和中国国家天文台的专家用陶寺圭表在该遗址测定夏至日日影长度,证明陶寺圭尺第12刻度42.25厘米折合陶寺1.69尺为陶寺当地夏至影长。陶寺圭尺功能推测成立。陶寺圭尺也是迄今国内考古发现最早的圭尺实物。

 

  发现了黄河中游史前最大的墓葬之一 

 

 

  发现了中国最古老的礼乐乐器组合、金属乐器 

  《尧典》称分别派遣羲仲、和仲、羲叔、和叔宅东、西、南、北进行测量。前文所论陶寺四表测量,跨地数千公里,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只能是长年持续逐步推进的,很可能在每一个作业区暂住一段时间,完成本作业单元测量之后,再向前推进。这才是当时可行的技术路线。

  《尧典》称“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显然是一个“阴阳合历”。陶寺观象台东1号缝不可能用于太阳日出观测。据天文学家计算初步判断,该道缝很可能用于18.6年一个周期的“月南至”观测缝。毋庸置疑,陶寺文化除了观象台和圭尺所得到的太阳历外,还有观测月亮的天文观测。而陶寺晚期小墓出土的砷铜朔望月小轮,更可能用于阴阳合历的配置操作。

  已存在“地中”概念 

 

 

  鼍鼓和特磬都是迄今所知同类乐器中最早的,这也使鼍鼓与特磬以及陶鼓配组的历史从殷商上溯1000多年。陶寺出土的铜铃,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金属乐器。

  2002年,陶寺遗址中期王族墓地大型元首墓ⅡM22出土一根木胎漆绘圭尺,残长171.8厘米,复原长度187.5厘米,圭尺上由间隔黑色和绿色格间以红色道标出刻度,其中包括陶寺本地二分二至,以及可与陶寺观象台20节令历法对应的其他16个节令。而陶寺圭尺刻度中有一个非常突兀的第11格刻度,从头端到此刻度39.9厘米。按照笔者研究25厘米为陶寺1尺的结果折算近乎1.6尺。这明白无误地表明,陶寺已经存在“地中”概念。

 

  (原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6月5日第747期  本报记者
霍文琦/整理)

 

 

  首先,陶寺曾经出土过两个最早汉字系统的朱书陶文,其中“文”字分歧不大,而另一个字符争讼纷纭。笔者根据陶寺城址夯土板块技术、城址形状、黄土塬地貌等,解释为“尧”字,本意为“在黄土塬上用夯土板块建造的大城”,特指陶寺城址。因而,陶寺遗址出土朱书扁壶“文尧”二字自证陶寺遗址为尧都。此乃陶寺为尧都最直接的文字证据。

  世界上最古老的观象台 

 

  笔者曾在《“中”与“中国”由来》(《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5月18日)和《陶寺文化:中华文明之“中正”观缘起》(《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1月5日),对陶寺遗址与最初“中国”概念的关系进行了初步分析。随着陶寺考古发掘的新进展,笔者对相关问题有了进一步认识。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陶寺遗址曾发现一只残破的灰陶扁壶,在壶的鼓腹部上发现了两个用毛笔朱书的字符,形似甲骨文“文”字,与其对应的一端也有一个字,为上下结构,上为菱形的“◇”,下部好似“卩”字的篆体,中间有个“一”。对于前者形似“文”字的字符,专家们没有争议,对后者有人认为是“昜”字,也有人认为是“命”或“邑”。何驽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葛英会则认为是“尧”字。这两个朱书文字的存在和发现,将汉字的成熟期至少推进到4000年前,比甲骨文早1000年,这是探索汉字起源以及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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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了迄今为止最早的汉字 

  发现了中原地区的龙崇拜主脉 

 

 

 

 

  陶寺古观象台出现时间可追溯到公元前2100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末期,比目前英国巨石阵建成年代还要早。

 

  再者,陶寺城址考古资料可与文献中关于尧都和帝尧史迹系统对应。

  圭尺所反映出的陶寺文化四表天文大地测量行为,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科学考察工程,更多的是对于陶寺本初“中国”所在东亚大陆政治地理的探索。这是因为国家地缘政治新体制,催生了陶寺本初“中国”元首尧舜们胸怀天下的政治抱负,才会在头脑中产生出表里山河的“天下观”——陶寺本初“中国”所在东亚大陆四海之内理想国度。相对于陶寺文化实际“政不出晋南”来说,陶寺四表所表现和宣示的理想天下观,可被视为4000多年前本初“中国”元首尧舜们的“中国梦”。这个“中国梦”延续到西周时期,被通俗地解读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尚书·尧典》说“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根据陶寺观象台考古发掘和天文学研究,初步判定陶寺观象台与圭表,可以得到一个20个节令的太阳历,其中包括二分二至、气候变化的节点、祭祀节日、粟黍稻豆农时。而农时是“敬授民时”最实用的核心,也是文德的实质精髓。

  《尧典》与《虞书》所提到的四岳官僚。陶寺早期和中期的中型贵族墓葬,很有可能是官僚墓葬,其中随葬木表或玉璇玑的中型贵族墓职官很可能是天文官;随葬骨耜的贵族墓很可能是农官。而陶寺早期贵族墓随葬的玉石圭,我以为是官僚委任的凭信。《尚书·虞书》提到考核官员有收颁瑞信行政制度,汉儒认为是圭璧。陶寺中型墓随葬玉石圭皆为钝尖锋,像春苗拱出地面而有信;圭的长度则是以所委任辖区夏至影长来象征地理区位和地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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