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企图将,周恩来的对日外交

但是,这在当时真是一种远见卓识。我们在关键时刻理解不到他的真意。

周恩来鼓励梅兰芳:“你去一定会引起轰动。让日本人民也看看中国的文化。只有你去最合适,这样才能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民间往来。”

蒋介石晚年密约毛泽东访台

betway必威官网,他们传过来的信息是那么拐弯抹角,以致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其中的真意。十月一日,中国国庆节那天,周恩来把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和他的妻子领到天安门城楼上站在毛旁边检阅一年一度的国庆节游行,而且照了相。这是史无前例的。没有哪一个美国人享受过那么大的荣誉。这位高深莫测的主席是想传达点什么。斯诺自己后来谈论这一事件时指出“凡是中国领导人公开做的事情都是有目的的”。事情过后我才终于理解到,毛是想以此为象征,表示现在他亲自掌握对美关系。

周恩来的对日外交:动员梅兰芳到日本演出

曹聚仁于1956年7月到达北京。周恩来在听了曹介绍的蒋介石的意愿之后,提出了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方针。周恩来说,第三次国共合作的目的,就是实现祖国统一。对于台湾,“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问题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10月3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曹聚仁,对国共第三次合作问题,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打算。毛泽东表示:蒋介石在中国现代史中起的积极作用是应该肯定的。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正式访问中国。当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会见尼克松和基辛格。这是基辛格第一次与毛泽东会晤,那天11时27分,尼克松的专机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周恩来等前来迎接,并把他们接至钓鱼台国宾馆。用过丰盛的午宴后,尼克松和基辛格又由周恩来陪同,乘坐红旗牌轿车,来到毛泽东的中南海书房。基辛格回忆说:

经过两国政府和民间的共同努力,中日复交终于到了瓜熟蒂落的收获时节。然而,对此国内不少人一时还难以转过弯来。曾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中国民众,甚至一些党和政府的干部,对恢复中日邦交、放弃战争赔偿等问题,需要有一个认识过程。

美国人见蒋介石对美国搞“两个中国”不配合,就打算把蒋介石换掉,让另外一个更听美国话的人来当“总统”。在美国人的活动下,台湾政坛上出现了推举“总统”候选人的活动。有人推举陈诚,也有人推举胡适。胡适是个亲美派头子,但他是个文人,没有从政经验,被选上“总统”的可能性不大。于是,美国人就倾全力支持陈诚。美国人支持陈诚竞选,是为了让陈诚当选后,在政治上实现一种过渡,让蒋放弃权力,他们也就便于挟持陈诚搞“两个中国”了。蒋介石对美国人搞这一套阴谋很清楚。他表面上说同意搞民主竞选,但实际上从来就不打算放弃权力。

毛泽东或许知道西方人的粗心大意,12月18日,又将斯诺请到中南海,两人长谈5个小时,毛泽东让斯诺公开传递这样的信息:“我欢迎尼克松上台”。欢迎尼克松来中国,“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至此,基辛格才体会到毛泽东为中美关系进展,可谓是煞费苦心,寓意深刻。于是,1971年7月9日,他以极为秘密的方式,悄然访华。这次,毛泽东没有接见他,周恩来等和他进行会谈,谈的很成功,双方约定同时发表公告,基本确立尼克松的访华日程。学者的隐居处

在50年代中日官方关系一时难以进展的情况下,周恩来贯彻我党对日工作总方针,提出发展中日关系重点在民间的观点,力图通过开展国民外交、经贸联谊、渐进积累,来争取和影响日本人民,以期为两国关系正常化创造有利条件和牢固基础。

晚年,蒋介石经常想起他在大陆的日子,想到与大陆沟通的问题。就在他出任第五届“总统”之前的一个月,即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时,竟把他称为“老朋友”。这个消息在美国和香港传了很久。蒋介石注意到,毛泽东对尼克松说:“实际上,我们同他的交情比你们长得多。”对毛泽东说的这句话,蒋介石思考了很久。

《党史博采》文章:亨利·基辛格是美国著名学者和外交家,在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充当过极为重要的特殊角色,是两国最高级会谈的先行官。他与毛泽东有过多次热情的会见,进行过长时间的真诚而无拘束的谈话,毛泽东给他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为取得良好的外交效果,周恩来动员梅兰芳到日本去演出。梅兰芳因为对日本军国主义深恶痛绝,所以不想去。周恩来亲自做工作,请梅兰芳和老舍等人一起吃饭。席间,他特别指出,两国人民的交往,和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是有根本区别的。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受害的不止是中国人民,日本人民也身受其害。周恩来鼓励梅兰芳:“你去一定会引起轰动。让日本人民也看看中国的文化。只有你去最合适,这样才能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民间往来。”

“一纲四目”的具体内容是:“一纲”:只要台湾回归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总裁(指蒋介石)与兄(指陈诚)意见妥善处理。“四目”:第一,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事安排等悉由总裁与兄全权处理。第二,所有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第三,台湾之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总裁与兄意见协商决定,然后进行。第四,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

压倒一切的魄力

1972年9月初,周恩来阅改了外交部起草的《关于接待日本田中首相访华的内部宣传提纲》。在提纲中加写:“中日邦交恢复后,在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原则基础上,将进一步发展中日经济交流……所有这一切,都是符合中日两国人民利益的。”9月5日,他又为中共中央草拟转发《提纲》的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好好学习”,“作切实的宣传和解释,特别是北京、上海、天津等18个城市和郊区,要在9月20日前做到家喻户晓”。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1972年9月8日以文件形式将提纲转发到全国县以上各级党组织。提纲说明了我国的外交政策和方针,向干部和群众做了正确认识中日关系重要性的思想工作,正确认识同资本主义国家当权者即“右派”打交道的必要性,为即将进行的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和田中访华做好思想准备。

  晚年蒋介石密约毛泽东访台

美国和西方的一些政要在对待苏联的问题上,有着根深蒂固的绥靖思想,总想同苏联妥协,把这股“祸水”引向中国。1972年5月,尼克松就是怀有这样的侥幸心理访问苏联,与勃列日涅夫达成第一阶段战略武器协议,国际社会也为之蒙蔽,以为美苏真的会出现“缓和时期”。毛泽东在谈到尼克松的苏联之行,毫不掩饰自己的不满情绪,他拍打着自己的两个肩膀比划着,嘲讽地说:“我们认为你们做的是从我们的肩膀跳到莫斯科去,这些肩膀现在一点用都没有了。”基辛格在和邓小平会谈时,也有着同样的意思,说什么我们都无所求于对方。毛泽东在会见时批驳道:你和邓副总理争执的时候,你说,我们都无所求于对方,“如果双方都无所求于对方,你到北京来干什么?如果双方都无所求的话,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接待你和你们的总统。”

1972年7月,上海舞剧团赴日本访问演出。访问结束,日方建议中方人员乘日航包机从东京直飞上海。对此,团长孙平化向国内提出“没有必要乘日航包机”的报告。然而,周恩来对“日航包机”问题却有他深入的考虑。他批复道:“不对,很有必要,这是政治!”并专门指示上海市政府:“为此做好准备,对孙平化率舞剧团回国作盛大欢迎。对日方机组的接待不能次于美国机组。”周恩来一系列的周到安排,不仅是对有意访华的田中首相做出表示欢迎的政治姿态,实际上也是为不久可能访华的田中专机进行试航。以“日航包机”为契机,中日间的航线事实上已经打通。

1975年春节后,蒋介石秘密找来国民党元老陈立夫,让他通过在香港的秘密渠道,向中共方面表示:可以请毛泽东来台湾访问。毛泽东得到这个消息十分高兴。但1975年毛泽东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周恩来也重病在身,他们两人都不能亲自到台湾访问。毛泽东找来邓小平,亲自向邓小平交代:你可以代表我去台湾,两岸可以以此为契机,尽快实现“三通”。陈立夫得知毛泽东打算派邓小平来台湾的消息后,十分高兴。为了配合这次沟通,陈立夫还在香港发表了一篇题为《假如我是毛泽东》的文章,文中说:“欢迎毛泽东或者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路,以造福国家人民。”他说:希望毛泽东“以大事小,不计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国共两度合作的前例,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但是,正当陈立夫积极努力寻求与大陆沟通之时,蒋介石却因病于1975年4月5日去世。海峡两岸的再次沟通又中断了。
(摘自5月28日《扬子晚报》)

1969年,理查德·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后,通过各种有效的途径,谋求访华,以实现中美两国国家关系正常化。可是,1970年5月,美国政府悍然出兵入侵柬埔寨。中国政府对此迅速作出反应,5月20日,毛泽东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读过毛泽东的声明后,尼克松愁眉不展,满腹心事,以为刚见缝隙的中美关系的大门,又将重重封闭,自己为此所作的努力,将要付之流水。他心烦意乱,立即让基辛格研究毛泽东的声明,基辛格毕竟是国际问题专家,自有独到的理性思辩,他很快便送来自己的见解和分析:

如果说,周恩来在处理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时总是从大局出发、向前看的话,那么,他对日本方面任何企图抹杀或美化侵华历史及其罪责的言行则毫不姑息。他对田中首相一段话的批评,就是这种态度的典型表现:田中在致祝酒词时就侵华历史说“遗憾的是过去几十年之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其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之意。”

上世纪60年代初期,毛泽东把曾经提出的给蒋氏父子的宽大政策,加以细化,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形成了和平统一祖国的总体构想。后来周恩来把毛泽东的这些构想概括为“一纲四目”。毛泽东、周恩来都向曹聚仁谈了“一纲四目”。他们怕蒋介石不放心,还于1963年通过过去与蒋介石、陈诚二人关系都比较好的张治中致信陈诚,在信中转达了“一纲四目”的基本内容。

基辛格:美企图将“祸水”引向中国被毛泽东戳破

1972年9月25日,田中访华成行。

“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打断了国共两党之间的联系。蒋介石听到大陆方面发生一些极端的事情,对中共的疑虑更深了。

实质上,……那是一篇非常空洞的声明。……它没有提出什么威胁,没有承担什么义务,对你没有进行人身攻击,在有争议的双边问题上避免表态。从策略上看,毛的声明是要达到这么几个目的:

翌日,周恩来在同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的第二次限制性会谈时说,田中首相对过去表示要深深地反省,这是我们能够接受的。但是,“添了很大的麻烦”这一句话,引起了中国人民强烈的反感,中国被侵略遭受巨大损害,决不可以只是说“添了麻烦”,最后,《中日联合声明》表述为“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与蒋介石再没有见过面。但这并不等于说二人之间再没有任何接触,只不过,他们之间的接触是以特殊方式进行的。蒋介石在晚年时,还曾密约毛泽东访台。

在一种融洽的气氛中,这种苏格拉底式的哲学对话,循循善诱,因势利导,探询中美友好关系的合理性、长远性和战略性的前景。尼克松说:“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赞成我这次访问的,苏联不赞成;日本是怀疑的,它已经表示了这种怀疑;印度不赞成。所以,我们要研究为什么会这样,并决定我们的政策,看就全世界来说,我们应如何发展,而不是看眼前的问题。当然,朝鲜、越南、台湾这些问题也要讨论。”尼克松以哲学思维的逻辑性,把中美关系放在国际格局的战略位置来讨论,毛泽东对此极表赞成。

也是在这次会谈中,周恩来针对日本外务省条约局长高岛提出联合声明中不必再提战争赔偿问题,因为日台条约已宣布放弃要求赔偿的权利的说法,郑重指出:当时蒋介石已逃到台湾,他是在旧金山和约后才签订日台条约、表示所谓放弃赔偿要求的。那时他已不能代表全中国,是慷他人之慨。遭受战争的损失主要是在大陆上,我们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不想时日本人民因赔偿负担而受苦,所以放弃了赔偿的要求。事后,周恩来在一次国务院会议上就放弃对日战争赔偿问题进行说明:这也是鉴于历史教训和从中日关系的大局考虑的。此事不是他个人意见,是毛主席和中央做的决定。

正在这时,毛泽东却派人来了。毛泽东派的这个人,是章士钊。当时章士钊已经92岁高龄,且重病在身,但他还是接受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委托,愿意承担沟通两岸的任务。为了保障章先生的健康,周恩来特意安排了警卫、医生、护士、秘书、厨师、保姆随侍。章先生于1973年5月乘飞机到了香港。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终于和国民党方面联系上了。不料,章先生由于劳累,休息不好,于7月1日在香港去世。

尼克松:……究竟怎样好,是要日本处于中立和不能自卫的状态,还是在一个时期内让日本同美国具有某些关系,这都是属于哲学范围的问题。……总理指出,他感到美国在伸手,苏联在伸手,那么问题是,人民共和国面临的危险,是来自美国的侵略,还是来自苏联的侵略?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但是我们要讨论这个问题。

也就是在1972年这个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年的5月18日,周恩来被确诊患膀胱癌。他以病弱之躯,超乎寻常的毅力支撑完成了从复交谈判到签署声明的一系列高强度工作。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72年,他接待日本客人和涉日活动达到了创记录的64次!(摘自冯昭奎、林昶著《中日关系报告》,时事出版社2007年4月版)

正当此时,毛泽东表示了这样的态度:在台湾,还是蒋介石当“总统”好。他在一次接见外宾时说了这样的话:“台湾是蒋介石当总统好还是胡适好、还是陈诚好,我看还是蒋介石好。但凡在国际活动场合,有他我们不去。至于当总统还是他好……十年、二十年会起变化,给他饭吃,可以给他一点兵,让他去搞特务,搞三民主义。历史上凡是不应当否定的,都要作恰当的估计,不能否定一切。”

毛泽东从来没有对台湾问题表示过不耐烦,没有规定过任何期限,没有进行过任何威胁,或把它作为我们两国关系的试金石。“我们可以暂时不要他们,过一百年再说吧。”“为什么要这样匆匆忙忙呢?”“这个(台湾)问题不是大问题。国际形势才是大问题。”“台湾事小,世界事大。”这是毛泽东多次向我们说明的他关于台湾问题的意思。

首次派人互相沟通

虽然中美之间已经开始最高级会谈,可是,尼克松和基辛格对于中方的态度和立场,还是不甚了了,心中无底。然而,听罢毛泽东的一番谈话后,心中的疑虑随之消释,他们相信,尽管中美友好关系的进程是艰难曲折的,可是,前景却是可以开云见日的。基辛格把与毛泽东的会谈比喻为“瓦格纳歌剧的序曲”,他说:“后来,我慢慢体会到毛泽东的谈话有好几层意思,就像紫禁城内的庭院,一个比一个深地套着,除了比例略有变化以外没有什么区别,而他最后的那个意思只有在长时间思考以后才能从总体上把它抓住。”例如,在谈到中美20多年没有民间往来和贸易时,毛泽东说是由于“官僚主义”所致,他甚至坦率地承认:“后来我看到还是你们的做法对,我们就打乒乓球了。”基辛格认为,毛泽东“不仅是回顾历史和作出委婉的道歉,还意味着在首脑会谈中双方的贸易和交流问题将取得进展”。

曹聚仁到台北后,向蒋氏父子讲了毛泽东的这个意思。蒋介石、蒋经国、陈诚等国民党高层领导人经过一番研究,决定提出他们的一些条件。曹聚仁带着这些意见,往返于大陆与台湾之间,进行沟通。经过一番努力,双方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基本达成了一致:1、蒋介石偕同旧部回到大陆,可以定居在浙江以外的任何省区,仍任国民党总裁。北京建议拨出江西庐山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的汤沐地(即封地)。2、蒋经国任台湾省省长。台湾除交出外交与军事外,北京只坚持农业方面耕者有其田,其他内政完全由台湾省政府全权处理。3、台湾不得接受任何军事与经济援助;财政上有困难,由北京照美国支援数额照拨补助。4、台湾海、空军并入北京控制。陆军缩编为四个师,其中一个师驻在厦门、金门地区,三个师驻在台湾。5、厦门与金门合并为一个自由市,作为北京与台北间的缓冲与联络地区。该市市长由驻军师长兼任。此一师长由台北征求北京同意后任命,其资格应为陆军中将,政治上为北京所接受。6、台湾现任文武百官的官阶、待遇照旧不变。人民生活保证只可提高,不可降低。

高深莫测的主席

周恩来于1956年5月5日在接见外宾时,请他们给蒋介石传话说:“蒋介石如果愿意将台湾归还祖国,就是一大功劳,中国人民会宽恕他的。”蒋介石听了这话,就更想早日与中共方面沟通了。

——以毛的个人威信加强中国人对西哈努克的支持。

上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国共双方都努力寻找能够实现沟通的中间人。这个人终于被找到了,他就是曹聚仁。曹聚仁是个有一定政治活动能力的文化人,过去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上层人物都有密切接触,国共两党都把他视为上宾,他本人对国共两党也表现出一种不偏不倚的态度。按照蒋介石的旨意,蒋经国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两次找到曹聚仁。曹聚仁答应接受蒋介石的委托。

毛泽东和尼克松、基辛格在中南海书房首次见面,互致问候后,毛泽东便说:“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说是我们几个要吹的问题限于哲学问题。”尼克松在来中国之前,阅读了大量的资料,得出这样结论:毛泽东和周恩来是“有哲学头脑的人物,他们不是仅仅讲究实际的、注意日常问题的领导人”。所以,当合众国际社记者向他采访时,他便有意通过媒体表示出这样的意愿,期望“同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和周恩来总理的谈话从哲学的角度来进行,而不是只集中讨论眼前的问题。”毛泽东是通过阅读每天一本的《参考资料》,才获悉这一信息的。毛泽东开玩笑说,哲学可是个难题,可能应该请基辛格博士谈一谈。当尼克松列举许多具体的国际现象时,毛泽东便客气而又坚定地说:“这些问题不是在我这里谈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同周总理去谈。我谈哲学问题。”基辛格发现毛泽东确有哲人的睿智和机辩。他说:毛不像多数政治家那样,要旁人给他准备讲稿,然后假装即席讲话,或者照本宣科。他轻松自如,似乎随随便便地引导着苏格拉底式的对话,从中表达出自己的真意。他在开玩笑之中夹带出主要的论点,牵着对话者转来转去。……毛泽东省略的词句像墙上的人影,虽然是现实的反映,却没有现实的内容。他的话指点了一个方向,但却不规定前进的道路。

蒋不想分裂中国

基辛格第一次秘密访华时,看到到处是“打倒美帝国主义!”等标语口号,他对此很不愉快,曾经向中方有关部门表示过不满。他怎么也想不到,这次,毛泽东竟然提起此事,并且笑着说:“我认为,一般地说来,像我这样的人放了许多空炮,比如,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建立社会主义。”毛泽东还说:“你(指尼克松,作者注)可能就个人来说,不在打倒之列。可能他(指基辛格,作者注)也不在内。都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嘛。”基辛格认为,毛泽东说自己“放空炮”,实际上是在暗示,不要认真看待中国到处墙上写着的喊了几十年的口号,“中国领导人在和我们打交道时已经超越了意识形态。他们实际上是同我们订了一个无形的互不侵犯条约,从而解除了一个方面的敌情。”苏格拉底式的对话

毛泽东是特意在外宾面前讲这些话的。这些话也确实造成了很大国际影响。后来蒋介石能够在所谓“总统选举”中获胜,再次当上“总统”,与毛泽东特意讲这些话,给他一定程度上的支持,是有关系的。

——利用你在柬埔寨的行动大肆宣传。

上世纪50年代末,在实行专制统治的国民党的眼皮下,出现了一种从未见过的情况:台湾有些人,包括国民党内部一些人,也打出了民主选举的旗号,要竞选“总统”。原来,这背后有美国人的阴谋。

毛泽东站起身来,和尼克松、基辛格握手,表示热烈欢迎。他目光敏锐,面带嘲讽,毫无避忌地说:“我说话不大利索了。”毛泽东因支气管炎和肺气肿,经常咳嗽、喘息。他和基辛格握手时,久久地注视着,还用下额点了点头说:“哦,你就是那个有名的博士基辛格。”基辛格高兴地说:“我很高兴见到主席。”毛泽东还调侃着说要和基辛格谈论哲学问题。基辛格似乎已经领略到毛泽东的风采,感觉到他和戴高乐一样,是世界上少有的具有典型个性的魅力型的领袖人物。当基辛格说到尼克松访华必然要遭到一些人的反对时,毛泽东说:“正是如此。有些人反对你。我国国内也有反动集团,反对我们与你(指尼克松,作者注)接触。结果呢,他们跳上飞机逃往国外去了。”“放眼世界,美国的情报比较正确。其次是日本。苏联呢?他们最后总算跑去挖出尸体了(指林彪等人坠机案)。”毛泽东还告诉尼克松和基辛格,“咱们的共同朋友——蒋介石委员长不会赞成这个。”“其实,我们跟他的友谊比你们跟他的友谊历史还长。”在谈到中美最高级会谈时,毛泽东郑重地说:“我跟早几天去世的记者斯诺说过,我们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何必那么僵着呢?一定要谈成?”“一次没有谈成,无非是我们的路子走错了。那我们第二次又谈成了,你怎么办啊?”

此时的蒋介石十分孤立。在国际上,中共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大,而台湾的国际活动空间则越来越小,连美国总统、日本首相也都访问了大陆。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对与中共联系有些犹豫。正在蒋介石犹豫之时,中共方面却采取了一系列主动行动。在大陆,中共恢复了“二·二八”纪念活动。廖承志也出面发表讲话,重新强调“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欢迎台湾各方面人员来大陆参观、探亲、访友,保障他们安全和来去自由。”1975年,中共方面又特赦了国民党数百名战犯和特务,还给他们中的一些人安排了工作,愿意去台湾或者香港的,也可任其选择。

轿车一直开到正门前的门廊下。走过过道,我们来到毛泽东的书房,这是一间中等大小的房间。四周墙边的书架上摆满了文稿,桌上、地上也堆着书,这房间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学者的隐居处,而不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全能领导人的会客室。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摆有一张简易的木床。我们第一眼看见的是一排摆成半圆形的沙发,都有棕色的布套,犹如一个俭省的中产阶级家庭因为家具太贵,更换不起而着意加以保护一样。每两张沙发之间有一张铺着白布的V字形茶几,正好填补两张沙发扶手间的三角形空隙。
毛泽东身旁的茶几上总堆着书,只剩下一个放茶杯的地方。沙发的后面有两盏落地灯,圆形的灯罩大得出奇。在毛泽东的座位的右前方是一个痰盂。来访者一进入房间,毛泽东就从沙发上站起来;在我最后两次见他时,他需要两个护理人员搀扶,但他总是要站起来欢迎客人的。

“台湾还是蒋介石当总统好”

1975年10月21日傍晚,基辛格在邓小平等陪同下,再次受到毛泽东接见。此时,毛泽东的身体状况极为衰弱,连站立说话都十分困难,他坦率地对基辛格说:“你知道我浑身都是病。我很快就会上天堂了。”看着这个病弱的老人,通过他的言谈举止,基辛格仍然认为:“毛泽东的思想还是清晰而带嘲讽的。”他要求毛泽东接见他的夫人及其他随行者,立即得到应允。毛泽东和基辛格夫人握手后,要了一张便条,写下这样的话,说基辛格夫人的个头比基辛格还高。那种神态是那么的亲切和天真。送走基辛格夫人等人后,他们开始正式会谈,毛泽东谈话已十分困难,唐闻生和王海容认真、重复地听着,确认无误后,再用英文翻译出来,有时,毛泽东将他说的话写在纸上,再由她们翻译。毛泽东不时用力做着手势,以强调他谈话中的重点。

毛泽东制定“一纲四目”

“燕子低飞,山雨欲来风满楼。”毛泽东把基辛格比作风雨中飞行的燕子,说:“你不得不忙。当风雨来袭时,燕子就忙了。”“这个世界并不平静,而暴风雨——风和雨——来了。随着风雨的来临,燕子也开始忙碌了。”毛泽东肯定和赞扬基辛格为中美关系所作的努力,他说:“你跑中国跑出了名嘛,头一次来(指1971年7月的秘密访华,作者注)公告发表以后,全世界都震动了。”基辛格深为毛泽东的人格魅力所叹服,他说:“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人像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的不加掩饰的意志力。”“他身上发出一种几乎可以感觉到的压倒一切的魄力。毛泽东的确能让人体会到力量、权力和意志的共鸣。”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派第七舰队开入台湾海峡。6月27日,杜鲁门以共产党占领台湾将直接危及太平洋地区安全为由,公开抛出了“台湾地位未定”论。当时的蒋介石心情十分矛盾。一方面,以他自己的兵力,不可能守住台湾,因此,他希望美国第七舰队能长期停留在台湾海峡;另一方面,他也看出美国人有分裂中国的阴谋,杜鲁门的“台湾地位未定”论只是这个阴谋的一部分。因此,在美国人抛出“台湾地位未定”论之前和他商谈此事时,他没有同意,而且决定即使第七舰队撤离台湾,他也要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所以,6月28日,经蒋介石授权,国民党“外长”叶公超发表声明,明确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仍为各国所公认,国民党接受美国防务计划,但不影响国民党维护中国领土完整之立场。他特意在声明中表示:“台湾属于中国领土一部分”,“中国对台湾拥有主权”。

基辛格之所以将毛泽东与尼克松的对话,称之为苏格拉底式的对话,就是因为毛泽东不是从眼前利益来观察中美关系,而是从“哲学”的角度讨论中美关系,寻找中美双方共同关心的切入点,以及中美友好关系的共同利益,毛泽东还在谈话中暗示出美国所关心的问题。基辛格说:

炮击金门不久,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北京会见曹聚仁。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告诉曹聚仁:“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我们可以和他合作。我们赞成蒋介石保住金、马的方针。如蒋撤退金、马,大势已去,人心动摇,很可能垮。只要不同美国搞在一起,台、澎、金、马都可由蒋管,不管多少年,但要让通航,不要来大陆搞特务活动。台、澎、金、马要整个回来。”当在场的有人提出,美国人一走,美国对台湾的军援会断绝时,毛泽东说:“我们全部供应。他的军队可以保存,我不压迫他裁兵,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反共在他那里反,但不要派飞机、派特务来捣乱。他不来白色特务,我也不去红色特务。”曹聚仁问:“那么,台湾人民还可以保留原来的生活方式吗?”毛泽东答道:“照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

基辛格认为,毛泽东虽然没有公开承诺,但却有着明显的暗示,而正是这个暗示,“消除了美国两届政府的噩梦,害怕中国会武装干涉印度支那。”他说,对毛泽东这句话的前半段,“通过排除法,显然说明苏联是毛泽东在安全方面主要担心的对象。”基辛格可谓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其实,当尼克松提出中国的危险,是来自美国或者来自苏联时,毛泽东并没回答这个问题,而告以:“现在不存在我们两个国家互相打仗的问题。”如果按照基辛格的“排除法”,毛泽东是在暗示尼克松和基辛格,中美两国既然不会“互相打仗”,那么,在“中、美、苏三角关系”中,苏联便是中美两国共同的威胁。

毛泽东看到叶公超这个声明后说,蒋介石还有一点良心,不想成为千古罪人。

尼克松雄辩地介绍了他从反共立场到今天来北京这一段漫长的路程,所根据的论点是,我们两国外交政策的利益是一致的,两国谁也不威胁对方。毛泽东趁这个机会对于美国的盟国作了一个重要保证:……他说,我们“也不威胁日本和南朝鲜”。在保证中国不会到国外进行军事干涉以及谈到日本和南朝鲜时,毛泽东是在告诉我们,北京不会对美国的主要利益提出挑战。

蒋介石得到这些消息后,心中佩服毛泽东胸怀之博大,但还是没有采取主动行动。其原因,主要是他没有找到合适的沟通人选(曹聚仁已于1972年去世)。

中美两国关系的关键是台湾问题,在1972年起草《上海公报》时,双方就一直为此而纠缠不清,还是基辛格精明过人,提出:“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这句话被写入拟稿中的《上海公报》,障碍排除了,《上海公报》才得以发表。毛泽东坚持美国只有同台湾断绝所谓“外交关系”,中美才可能建立国家间的外交关系。在涉及中国主权的原则问题上,毛泽东寸步不让,毫不妥协。但是,从中美联合对付苏联扩张的大目标考虑,毛泽东在台湾问题上又表示出极大的耐心。他对基辛格说,世界上的事情不要看得那么死,那么着急干什么呢?台湾就是那么一个岛,一千几百万人,暂时没有台湾也可以。他所更关心的是何日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至于中美建交的具体时间问题,毛泽东又说,由你们定,我们不催,你们如果需要就办,如果还不行就推迟下去。基辛格对此印象极深,他说:

毛泽东: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不存在我们两个国家互相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部分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

基辛格的分析可为一家之言,也有不无道理之处。然而,四个多月后,当毛泽东传递另一重要信息时,他却和尼克松一样,也是姑妄听之,如风过耳。1971年10月1日,中国举行例行的国庆活动,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和他的夫人,斯诺夫妇分别站在毛泽东身旁,共同观看广场上人潮涌动的游行队伍,新闻记者立即拍下了毛泽东和斯诺夫妇在一起的照片。《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头条位置,发表了这张照片。可是,如此重要的信息却被尼克松和基辛格忽略了。这一切使基辛格感到思维的愚钝,后来,他在回忆录里感叹道:

毛泽东饶有风趣地说,我们跟苏联建了交,但关系就不那么好,还不如跟你们的关系好些呢。毛泽东认为,这不是什么重要问题,整个国际问题是重要问题。基辛格理解毛泽东的意思,那就是在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受侵害的大前提下,中美两国为了共同对付苏联,中国宁可在台湾问题上耐心等待。毛泽东对基辛格说:“杜鲁门、约翰逊前不久都去世了,过去美国对中国、对越南的政策也已经埋葬起来了。那个时候,你们反对我们,我们也反对你们,所以彼此是对头。”“以前的对头,现在我们的关系是叫什么,Friendship(友谊)。所以就这样(把两只手握在一起)Hand-in-Hand(手握手)!”他还诙谐地说,“你的文件我们是不偷的,(不信)你故意放在那里试试看嘛”,“搞那些小动作没有用,有些大动作也没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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