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河南荥阳官庄西周城址发掘成果

  2010年到2013年间,北大考古队先后4次对肯尼亚的5个遗址进行考古发掘,还对以往出土的中国瓷器进行了三次调研。

 

    (三)小城  

  “虽然取得了一系列成绩,但现在我国的境外考古还只能算是刚刚起步。”采访中,专家纷纷表示,目前我们对其他国家文明的知识储备、专业研究、人才培养都还不够充分,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也还欠缺,要想进入世界文明探源的前列,争取世界文明研究话语权,依旧任重道远。

  毗诃罗普尔是孟加拉国著名的佛教遗址。长期以来,毗诃罗普尔佛教遗址所在地经常出土佛教石雕、砖雕、陶器、木船、铜币、铭刻文字等珍贵文物,成为国内外许多博物馆的收藏品。当地村民在开挖池塘和房屋地基时,也经常发现古代的砖墙和遗物。孟加拉国达卡国家博物馆展出的石雕造像中,几乎有一半出自毗诃罗普尔。

   
官庄遗址的遗存涵盖了龙山、两周、汉、唐宋及明清时期,而以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时期的遗存最为丰富。 

  2014年5月,王建新团队在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盆地南缘山前地带开展的春季考古调查工作结束,一天上午,王建新在撒马尔罕市内的考古研究所遇到了国际著名考古学家、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教授托蒂,托蒂带领的团队当时已在撒马尔罕盆地开展考古调查工作15年了。

 

 
   
大城东、西壕长约420米,南、北壕长约750米,围合面积超过30万平方米。大城环壕与小城外壕相通,其北壕中段即是小城的南外壕。壕宽约19米,深约5米。从对南壕的解剖情况来看,壕内堆积可分8层,其中第⑧层未见遗物出土,第⑦层出土有西周晚期典型的陶鬲、豆、罐等,未见更晚遗物(图一九)。

 

  “纳提什瓦发掘区遗址体量极为壮观,具备了建设考古遗址公园的良好条件。根据遗址的特点和保存状况,不会采取将遗址回填、在地面上仿建的方式,而是更多的展示遗址的真实本体,以增加真实的观赏价值。”柴焕波对遗址的后续保护和开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为附属的遗址博物馆,陈列内容除了介绍遗址本体外,还可包括中国历史文化、中孟交往史、阿底峡和藏传佛教文化等,使它成为传播中国文化和中孟友谊的一个窗口。它们将与中国正在援建的阿底峡纪念堂一起成为一道独特的胜景,也将成中孟友谊的又一里程碑。”

   
大城位于外壕内中部,平面呈东西长方形,目前发现有环壕及内侧的红褐色生土带(墙基)。  

  “探讨中国文明形成发展的过程和中国文明的特征,固然是一个热门课题。但逻辑是,想搞清楚中国文明是怎么回事,却连其他文明是咋回事都搞不清,那你对自己的文明也不可能认识得有多清楚。”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西北大学和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考古队负责人王建新说,之所以要到国外考古,很大程度上是希望通过考古发掘逐步了解世界文明,以世界各文明为广阔背景,以更丰富的视角、更深刻地认识中华文明的特色,也更睿智地洞察未来的发展之路。

 

   (一)外壕  

  “在曼布鲁伊村遗址的发掘中,考古队发现了永乐官窑青花瓷和明早期龙泉窑御用官器瓷片。这两种官窑瓷器的年代与郑和航海年代吻合,很可能是郑和船队从官窑定制的礼物,从而基本确定了郑和曾到访非洲的事实,极大地推进了关于郑和航海壮举的研究,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曾带队去肯尼亚考古,他说:“陶瓷调研获得的第一手资料,不但让中国学者在外销瓷研究、世界贸易史、航海史研究领域获得更多的话语权,也使世界相关领域研究的专家学者对海上丝绸之路强大的商业生命力和影响力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betway必威官网,    三、初步认识   

 

  在藏文史料中,那措·崔臣杰瓦在对藏传佛教的鼻祖之一、孟加拉国高僧阿底峡尊者的颂词中,曾提到了阿底峡的诞生地:“东方萨霍尔殊胜地,坐落一座大城镇,名叫毗扎玛普热(今译为毗诃罗普尔),城中便是大王殿,宫殿辉煌宽又广,人称金色胜幢宫。”

 
   
外壕发现于2010年,当年进行了解剖和勘探,本年度又做了进一步的勘探。考古工作表明,外壕目前仅存南外壕、东外壕及北外壕的东段。遗址西部、西北部因地势较低,未发现外壕。
 
  
   
南外壕位于南水北调渠线内,长约1300米,其东端与东外壕相接,向西则逐渐变浅变窄,最终消失;东外壕长约900米;北外壕东段长540米,其西段稍向北折,与小城外壕相接。从发掘及勘探的情况看,外壕宽2~6.5米,深2.7~4.2米。

 

  联合考古

    2.城门遗迹   

  20世纪初,中国的西部还是西方考古学家的乐园,大批文物甚至流失海外;曾几何时,中国考古人还只是埋首于自己的土地,而对其他文明进行研究和发表见解还依靠着二手的文献资料……而现在,中国考古正在走向世界:从亚洲蒙古高原到中美洲热带雨林,从丝路沿线到非洲海滨,都可见中国考古人的身影。

  重大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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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遗物 

  王建新回忆,2011年,西北大学、国家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组队进入塔吉克斯坦考古调查。“当地学者问我们:‘法国、德国、意大利、美国、日本等国的考古学家早就来了,你们怎么现在才来呀?’可知,我们进入中亚开展考古工作实在是太迟了!”

  据文献记载,毗诃罗普尔是阿底峡尊者的诞生地,后来他受藏王的邀请从毗诃罗普尔出发辗转赴西藏传教,并最终在西藏坐化。现在藏传佛教各系统都敬奉阿底峡尊者。在20世纪70年代,应孟加拉国佛教复兴会的申请,周恩来总理批准将阿底峡尊者的部分骨灰运回孟加拉国供奉,以体现中孟之间的传统友谊。

  
   
大城环壕内侧为一周红褐色生土条带,宽约9米,表面平整。受发掘区域所限,同时被毁严重,暂未发现明显夯层,在生土条带上有数层垫土,目前未见其他遗迹现象,其内侧则为密集的灰坑。结合小城的相关迹象看,此红褐色生土条带应为大城的墙基。

  凭借务实态度和责任感,“中国正努力成为世界考古领军者”

  后续保护

   (二)大城 

  以世界文明为广阔背景,用更丰富的视角认识中华文明特色

 

  
   
官庄遗址是继娘娘寨遗址之后,郑州西部地区发现的两周时期的又一大型聚落。与娘娘寨遗址相比,官庄遗址两周之际的遗存更为丰富,为完善郑州地区的两周考古学文化序列提供了重要资料;从遗址面积看,官庄城址外壕的围合面积超过130万平方米,是目前中原地区最大的西周城址。此外,官庄城址多重环壕、大小城南北并列的结构也非常独特,其性质值得进一步探讨。
 
  
   
根据文献记载,两周时期郑州地区先后有管、东虢、郑、韩等封国。李伯谦先生将娘娘寨遗址和官庄遗址列为两周时期封国考古的重大课题之一(《中国文物报》2012年9月14日第6版)。从地形地貌状况来看,官庄南距索河约3公里,北距枯河约2.5公里,东南距娘娘寨直线距离10公里,正处在索须河与枯河两条重要河流之间,是连接郑州地区和伊洛盆地的重要通道。官庄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对于深入探讨郑州地区两周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发展演变,厘清东虢、郑、韩相关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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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南壕中部发现一处出入口遗迹,呈舌状突出,从内壕内侧红褐色生土带向南延伸,伸入内壕中,东西宽约9米。其上发现有柱洞及建筑基槽,破坏较甚。根据发掘和勘探情况,推测此处应是南部城门所在,由于发掘探方南部有一东西向村间公路,尚无法弄清城门外部的具体形制。

  “在科潘的整个工作过程比预想的都要顺利!比如,我们担心当地政府可能并不是非常支持,而西方权威学者也不一定能真心相信和帮助我们。实际开展工作之后,感受最大的就是来自当地政府和人民以及哈佛大学学者们热烈的欢迎和热情的帮助。”李新伟感叹,中国国力的增强、国际影响力的提升,“让大家相信中国能做好一切事情。”

  毗诃罗普尔佛教遗址的发现,证实了藏文史料所指古城的存在。从2014年开始,经过中国和孟加拉国考古专家联合组成的考古队长达两年的考古发掘,这座被湮没的中世纪古城得以“重见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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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刊于:《光明日报》2016年08月23日05版)

 

 

 

   (四)灰坑

 

  柴焕波说:“考古发现和研究表明,毗诃罗普尔遗址能代表一种建筑群的杰出范例,或为一种已消逝(或模糊)的历史传统提供一种特殊的见证。而且,它还与地方史的重建、佛教文明传播、中孟交流这些重大主题联系在一起,充分具备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条件。”

   
小城外环壕宽10~12米,内环壕宽16~20米,内、外环壕之间为宽10~16米的生土带。北、南、西三面壕长265~270米,东壕较长,约310米。包括环壕在内的小城总面积约11.5万平方米。小城外壕与大城环壕相通,深约4米;内壕深约8米。

 

 

   
已发掘墓葬19座。在小城内东北发现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墓地。墓地按方向可分为两组,各组布局规整、排列有序,共出土了包括铜鼎、铜戈、陶罐、陶盆、陶豆及其它车马器、玉石蚌器等在内的大量遗物,年代自西周中晚期一直延续到春秋时期。

 

  从2014年开始,中孟联合考古队对其中的纳提什瓦发掘区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考古勘测,发掘面积逾4000平方米。考古发掘中,联合考古队发现了“十字形”中心圣地建筑遗迹。同时,还发现了大量的佛塔、道路、灰坑等考古遗迹,其中有一座佛塔内发现了胎藏室。此外,还发现不同时代的陶器组合和其他文物标本。

   
从出土遗物看,遗址的时代主要是西周、春秋时期。典型陶器的分期如图二〇所示。  

  对于中国考古学界来说,境外考古是我们深入了解和理解所在国家和地区历史文化传统的重要基础工作。“但是意义不仅如此,由于考古工作可以遍及城市、农村、山地、草原、沙漠等各种区域的工作方式,境外考古还可以全面深入地了解工作区域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等现状。”王建新指出,欧美、日韩各国纷纷将海外考古工作列为文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系列项目的持续开展,大大提高了他们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影响力和亲和力,加深了他们对这些国家历史和现状的了解。

 

    1.内、外环壕   

 

毗诃罗普尔遗址出土造像。柴焕波摄/光明图片 
 

小城西侧内壕、墙基及其上的道路(上南下北)

  或许很多人会问:国内的考古和文物抢救保护工作已经任务繁重,为什么还要走出国门?中国对自己文明的研究都还有待深入,为何还要顾及其他文明?

“十字形”圣地建筑航拍图。贾英杰摄/光明图片 
 

    3.关于城墙   

  王建新展望,预计经过10年至20年的努力,我国考古学家可以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某些研究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在世界考古学的大多数研究领域取得话语权,在某些研究领域取得研究的主导权。“到那时候我们才能说,世界考古学迎来了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

  柴焕波说:“这个规模庞大、具有不同功能的大型佛教遗址,正好与文献中的都城相匹配,一个湮没已久的中世纪神秘古城,已经从文献和传说中,走向公众的视野。”

    二、主要收获  

  我国西北地区曾一度是西方探险家和考古学家的乐园,那时候我们对自己的文化遗产都无力保护,现在终于有实力、有心胸去了解和认知其它世界主要文明,这让考古专家们自豪和振奋。

 

    一、历年工作概述   

  资料显示,21世纪以来,中国考古跨出国境首先集中在柬埔寨、蒙古、乌兹别克斯坦等周边国家,后来则跨越到了肯尼亚、洪都拉斯等国。

  基于两国深厚的文化渊源,2014年孟加拉国有关单位向中国驻孟加拉国大使馆申请,请求中国对毗诃罗普尔佛教遗址考古发掘给予帮助。经中国驻孟加拉国大使馆联系,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孟方签订长期考古发掘保护研究协议,这也是中国与南亚次大陆国家间的首度考古协作。

 
   
官庄遗址的多重环壕、城墙及相关遗迹是最为重要的发现。其中外壕的年代已被发掘者订为西周晚期(《中国考古学年鉴2011》,文物出版社,2012年)。本年度对大城环壕的南壕进行了解剖,根据底层堆积出土陶器推断,其修建年代应不晚于西周晚期,经历春秋时期,至迟至战国早期已被填平。小城外壕与大城环壕相通、壕底高程相近(相对高程均约91米),当为同时期修造。小城内壕较深,其解剖尚在进行中,从目前发掘的情况看,其废弃亦不晚于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被填平,并被战国时期的道路叠压。综合以上资料,我们初步推断官庄城址的始建年代不晚于西周晚期。

  秦大树也举了个例子,“肯尼亚陆上考古成就令当地学者和民众为之兴奋,他们为自己祖先创造的文明感到骄傲,也为找到了中非友谊源远流长的历史而感到高兴——从发掘结果来看,曼布鲁伊和马林迪两个遗址的创始年代都可以推定在9至10世纪,比英国学者之前认定的14世纪向前推进了四五个世纪;肯尼亚出土的中国瓷器年代最早的可追溯到9世纪,表明早在晚唐时期,中国商品就已经抵达这一地区;发掘出的永乐官窑瓷器,基本确定了郑和到访非洲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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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出国门的中国考古队,没让国内外的关注者们失望,一连串惊喜随之而来。

 

   
官庄遗址位于荥阳市高村乡官庄村西部。遗址北依连霍高速公路,东部及东南部部分叠压于现代村庄下,南越南水北调干渠,西邻荥阳至北邙的公路,官庄至大张的乡村公路自遗址中部东西向穿过。整个遗址东西长约1300米、南北宽约1000米,总面积超过130万平方米。

 

  “这次联合考古的重要收获就是‘十字形’中心圣地建筑遗迹的发现。”柴焕波介绍,纳提什瓦发掘区的早期遗存,存在佛堂和僧侣的住房建筑,晚期遗迹主要为“十字形”中心圣地建筑及相关的附属设施,年代为10-13世纪,这是东印度金刚乘建筑的典型范例。

2012XGGH321中的殉马

  尊重、关心和维护他国的文化遗产,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

  随着巨大的遗迹体量的出露,一个新的课题、新的挑战已经摆到了联合考古队的面前,这就是遗址本体的保护问题。

   
   
目前已清理灰坑330余座,其中包括水井、殉马坑、窖穴等。出土遗物包括大量陶、石、骨蚌器等,年代自西周中晚期延至春秋战国时期。此外也有少量龙山时期的灰坑。

  科潘被称作玛雅世界中的雅典,是玛雅文明最重要的核心城邦之一。科潘遗址则是世界文化遗产。“关于科潘遗址的考古研究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也一直代表着玛雅文明研究的最高水准,但对科潘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多为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考古学界的‘主场’,他们长期占据着世界文明研究制高点、垄断文明研究话语权,而中国却对玛雅文明的历史和文化研究甚少,尤其缺乏依据考古发掘获得的第一手资料进行的基础研究。”李新伟说,我们主动走出去,将极大地改变这些状况。“中国是文明古国,也是考古大国,我们不满足于只作为局外人旁观国际舞台,也渴望成为世界考古强国、文化强国。”

  柴焕波介绍,经过两个年度的大规模考古发掘,对纳提什瓦发掘区的核心部分的发掘,已经基本完成,遗址周边居民区的考古调查也在进行,已经发现了多处相关的遗迹,对于弄清寺院的宏观结构和长时段考古计划的制订,都具有重要价值。

   
该遗址于1984年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时发现。2004年8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官庄遗址进行了复查和试掘;2010年4月至2011年1月,郑州大学考古专业配合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对该遗址进行了勘探和发掘,发现了遗址的南、东侧外壕,并发掘了一批保存较好的两周墓葬。因较高的学术价值,曾入选2010年度“河南省五大考古新发现”。
  

 

 

   (五)墓葬   

 

  中孟联合考古队中方领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柴焕波介绍,这次合作研究是全方位的,不仅一起组队实施发掘,同时帮助孟方修复出土陶器,检测各种标本,整理出土遗物,并最终共同撰写发掘报告。

   
本年度对官庄遗址的勘探和发掘,确认了遗址的外壕,发现了位于外壕中部的大城、小城,并对大城、小城的环壕进行了解剖,揭露了小城南门遗迹。在小城内发掘了大量两周时期的灰坑,并清理了一些墓葬、马坑等。出土了包括青铜器、玉石器、陶器、骨蚌制品等在内的大量重要遗物。

(原文刊于:《人民日报》2016年11月24日19版)
 

 

    
小城位于外壕内北中部,大城之北,平面近方形,由两重环壕环绕,环壕内侧为红褐色生土条带(墙基)。

 

 

 

 

 

 

 

   
小城的内环壕内侧为红褐色生土条带,宽8~10米,绕城一周,表面非常平整,我们认为应是城墙墙基,理由如下:(1)从发掘及勘探的情况看,小城内的遗迹现象非常密集,但均分布于红褐色生土条带内,很少有遗迹打破红褐色生土带。这表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的活动避开了这一环形条带,其上应有某种设施存在。(2)对小城西、南两侧环壕的解剖中,在内壕及红褐色生土带内侧的灰坑内均发现有大量散乱的夯土块(图六);而在对小城中部、东北部的发掘中,以及在对小城的全面普探中却未见夯土遗存。这表明散乱的夯土块应与红褐色生土带上的设施有关,即应是夯土城墙的倒塌堆积。(3)在小城西侧的发掘中,曾在红褐色生土带东侧局部发现数层夯土,应为夯土墙或其垫土的残存,但破坏严重(图五)。

 

发掘单位名称:郑州大学历史学院、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发掘领队:韩国河   

 

 
   
出土的一些东周时期陶豆上发现有“左司工格氏”、“右司工格氏”、“格氏”等陶文。  

 

   
根据文献记载,官庄遗址所在的郑州西北部在西周时期是管、东虢等国所在。近年来,郑州洼刘及荥阳西司马、娘娘寨、蒋寨等西周墓地和遗址的发掘,为寻找该地区的西周封国提供了新的线索。为了继续探索郑州西北部两周考古学文化的面貌,经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自2011年6月开始,郑州大学历史学院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组成联合考古队,围绕官庄遗址进行了一系列考古工作。

  王建新团队在中亚地区看到了不少掠夺式考古的痕迹,很多探方挖掘后甚至不回填,考古现场满目疮痍,“许多国家的考古队来到这里,只管攫取文物资料、不管文物保护,这是十分不负责任的。”王建新说:“我们在中亚的考古发掘工作,始终有一个理念,那就是一定要有负责任的考古态度。我们不仅对发掘的探方全部回填,对发掘的墓葬,特别是大型墓葬还进行了实地保护,有的建了展示大厅,将来将建起小型的遗址博物馆。”中国考古队的这些“靠谱”行为,受到了普遍赞誉。

 

  科潘遗址发掘也不乏让哈佛大学的专家们眼前一亮的惊喜出现。“玛雅人相信万物都有生有灭,建筑也不例外。所以他们到一个时期,就会把之前的建筑推倒,在此基础上构筑起新建筑。于是累积起来,不同时期的建筑最终形成了一层一层的结构,就像‘俄罗斯套娃’一样。”李新伟说,中国考古队在发掘时通过“解剖”,发现了至少三个时期的建筑,这为了解科潘王国的发展演变历史提供了重要信息。“1990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主持的考古队对居址东部进行了发掘,但他们并没有对居址进行深入解剖,我们算是填补了他们工作的一个空白。”

 

  “应该说,之前一些境外项目的实施有其偶然性,并非完全是考古学家主动走出去。现在我们则是进入了主动阶段,有能力、有愿望,也有良好的国际环境支持考古研究走出国门、系统研究其他文明。”李新伟介绍,“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与洪都拉斯人类学和历史学研究所签订合作协议,拟定与哈佛大学合作联合开展科潘遗址考古工作;2015年,考古工作正式展开,这也是我国首次介入世界主要古代文明中心的核心地区的考古发掘和研究。”

  李新伟在科潘遗址考古现场。
  资料图片
 

  “我们之前对其他文明的研究,基本上只能依靠外国人的文献和材料,姑且只能算是‘二次研究’,自然是难以做出显著成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洪都拉斯科潘遗址发掘领队李新伟表示,境外考古研究能帮助我们从最基础的工作和第一手资料开始,更深入、更自主地了解世界文明。

  “听说我们也在这里开展考古调查工作,他很瞧不起我们,很不客气地对我们说:‘我们已经调查了15年了,你们还调查什么?你们会调查吗?’当天下午,我们在考古研究所汇报了我们本季度调查工作的主要收获,法国、意大利等国的学者也参加了汇报会。当托蒂了解到我们在古代游牧文化聚落考古研究的思路和方法的指导下,在他们已调查过的区域内新发现了一批古代游牧文化的聚落遗址,其中包括大型聚落遗址的时候,他的态度马上就变了。他立即想要与我们谈合作。”王建新感慨,通过务实努力,我们在古代游牧考古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方面已在国际上居于领先地位,这才能得到外国考古学大腕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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